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柴春泽不为人知的故事(下)

　　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柴春泽不为人知的故事(下) (2016-08-08 10:07:46)

　　标签：  毛泽东思想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柴春泽  农业学大寨

　　（五）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和北京举行。

　　各省、市、自治区及市、地、盟负责人出席会议，国务院知青办确定了12名知识青年代表上会：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河北程有志、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辽宁省是我。其实参加会议的，不仅这12名知青，各省、市、地、县与会领导中也有不少知青，只是把这12人作为知青代表。

　　国务院知青办奚中生同志代表国务院知青办召集这12名知青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一同参加。我在座谈会上说：“我挖了一捧大寨虎头山上的土，要带回去，让大家看看大寨人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创高产的。”后来，我把虎头山上的这捧土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农村的一对新婚夫妇了。

　　陈永贵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搞一个超大寨的点。

　　会后，12名知青和陈永贵、郭凤莲合了影。

　　当会议转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继续召开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联合召开采访座谈会，请与会的知青代表谈体会。邢燕子、朱克家发言后，《人民日报》记者点名让我发言。这时，河北的程有志说：“柴春泽，你那里是不是一年迈了3大步?”他听别人介绍了我们重新规划方田、林网又试种水稻的情况。我在会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越深入，生产领域的变革越显著。

　　邢燕子提议与会全体知青联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表示学大寨的决心。由谁起草呢?大家推举朱克家和我，我对朱克家说，请你执笔，写出后咱俩共同商量。在起草过程中，朱克家请我到云南代表团驻地他的房间去过两次，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七林旺丹住在一起。

　　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他说“我讲3句话”，讲话通篇没稿，会场很静。听后，一些省代表说“讲得挺实在。”江青讲话时说代表毛主席，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鼓了掌。邓小平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大声说：“那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得注意。”我们当时都是从积极方面理解江青插话，认为中央领导之间讲话十分随便。朱克家曾说：“邓副主席讲话有水平，有一次开会，等电梯，见到了邓副主席，没敢和他说话。”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了出席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各省纷纷转载，宣传声势很大。辽宁省团委、知青办联合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曾绍山等领导都出席会议，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后来我们听到传达，邓小平同志在我们的信上批示说：“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我曾为玉田皋变化太慢急得哭过几次。1975年末，我利用开会机会，几次找旗、盟领导，催促尽快上引水工程，想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东风，加快工程的进程。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

　　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作报告，邓小平同志讲话，动员全国普及大寨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回到公社，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已有的规划，为改种水田、加快引水工程进程做准备。可是不久，报刊宣传的调子就变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极“左”舆论是极富煽动力的。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要反击”右倾翻案风”。

　　当时所有的知青典型都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一旦来了新的运动，就被通知去旗、盟、省开会。新闻单位就来要表态稿，不及时表态就是立场问题。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政治上态度不明朗，对知青典型来讲是大是大非问题，谁也不敢有半点消极。

　　（六）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友好条约》，中国也积极对日本展开外交活动，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向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表示，日本更愿与中国友好，希望中国派青年代表团赴日访问，以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指示，由中联部负责组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中联部决定由当时设在中联部的工、青、妇组负责拟名单组团。代表团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辽宁省代表是我和时任团辽宁省委书记的魏礼玲，我是作为知青代表参加的。我们团的团长是团广东省委书记梁秀珍，副团长是团云南省委书记金桂仙。同年3月，对日本进行了20天访问，先后去了东京、京都、高智、高松、奈良、青年岗、山梨等地。

　　山梨县组织了300人的报告会，安排我讲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当我讲到拒绝父亲让我回城一事时，日本的青年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响。后来知道，在日本，儿子拒绝父亲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会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程志迈对我说：“柴春泽，你讲了那么多，日本报纸只报道了你一句话，中国知青柴春泽先生讲以农业为基础，日本青年对此有同感。”

　　日本青年在恳谈会上也向我们提问题，他们问：中国知青是否都是自愿下乡，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压着你们，不去不行?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就回答：“不是，没有什么力量压着，中国知青都是自愿上山下乡。”因为有纪律，在国外，不允许讲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话。日本青年问我，人民公社的劳动日值多少钱?我回答说：“两元。”其实不是，而是不足0.5元。

　　出国前，在中联部对我们进行了近20天的封闭式培训。特别强调纪律，其中讲到朱克家1974年访日时，对日本青年说“中国知青也有私心”，结果日本报纸纷纷转载，说“朱克家承认中国知青有私心”。这事在当时成了不得了的大事，让我们吸取教训。

　　日本青年问我：“柴先生，你看这里风景如何?”我不敢说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好说：“这里的风景是好，但是有雾，我们那里的风景好，没有雾。”以此表示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

　　我问日本一女青年在什么单位上班，她说在她父亲工厂里当工人。问她工资多少，说和其他职工一样。我当时就不理解了，父亲是大资本家，亲女儿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企业里当工人呢?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参观大型工厂时，看到穿西服的人接待我们，我心里就想，日本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穿着破衣服，外宾来了一定不让见，统统被赶走了，于是悄悄地问大使馆人员以求证实。使馆的人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这里是日本的现代化工厂。在我国几千人的工厂，这里只需几十个人，全是自动化控制，这些人就是工人。”这番话，让我暗自吃了一惊。

　　日本青年问：“柴先生，你看这工厂怎么样?”我只是说：“日本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就是不敢说日本科技进步，不敢说好。日方通过播放录像片，组织实地考察，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先进设备，我们是不懂也装懂，假装满不在乎，似乎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都有，有的比你们还好，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

　　（七）

　　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当时“左”到什么程度。

　　访日回国后，地方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让我先给盟委常委们介绍访日情况，然后，再开盟直机关干部大会，常委们事先规定了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那天，盟委组织部等部门的领导特意到车站接我。到宾馆后，我取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茶叶，一边给他们沏茶，一边说：“请用茶，这虽然是日本产的，但它是日本农民种的。”事隔10年后，市里研究我调电大工作时，一个当事人在说起我因受影响而说错话、办错事时，特别引用了他亲耳听到的我说的这句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下乡后，我曾做过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最初是当知青点负责人，这就需要团结大多数。我在农村工作中，比较注意团结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我在实践中感到，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智商高，聪明，懂管理，会经营。

　　边全有和我一起下乡，曾一度因家庭出身不好，有包袱。但他会木工活，又会修鞋，我就让他当了“五七维修组”组长。在科学种田方面，我还派他出去开会、学习。他十分感动。几十年后在知青返乡大会发言中他还说：“我出身不好，但春泽在青年点没有歧视我。”

　　聪明而又足智多谋的王钟，出身富农，开始也有包袱。我了解他，与他成了知心朋友。开始，他任大队民兵连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知青共大校长。返城后他先后任市区书店经理、书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处长，现在是报业中心主任。

　　曾经有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即文章中写抓走资派，但在本地不抓。为什么?我在农村工作实践中认识到，要想搞好一个地方的生产，光靠知青不行，必须调动本地干部群众。辽宁省搞知青“挑重担”，即选派大批知青到生产队当队长，一些干得出色的知青都注意调动本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这里要改种稻田，要动员群众搞农田建设，如果头天晚上定准谁是走资派揪出来，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不出工。因为农村宗族观念强，谁家的二大爷被撤职，被批斗了，他的同姓亲属就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了。因此，清查“四人帮”时，专案组同志总问我：“你在文章中总讲抓‘走资派’，为什么不见你在本队抓走资派？”我说，我觉得农村干部没啥问题，有人无非好吃请，喝点儿酒，“酒盅一摸什么都说，饭碗一端政策放宽”，批评一下算了，不能当“走资派”打。因此，我与农村干部关系处得一直不错。我那里也搞知青“挑重担”，有沈阳、上海、抚顺下乡知青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一把手都是本地干部，知青当队长只抓学习理论，这样不至于耽误生产。

　　在由知青组成的青年队，我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理论学校”，把知青派到各生产队，再从各生产队选派农村青年到青年点。业余理论学校除了学理论，还学文化。

　　（八）

　　早在1974年，昭乌达盟军分区就决定我们知青点为持枪民兵排。当时每人都有枪，还带有刺刀，有的知青手里还有打靶时剩余的子弹，但从未出过事，知青打架只动手不动刀枪。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出事可就不得了。

　　粉碎“四人帮”后，调查时说我们发枪，要重上井冈山，不仅如此，还与上海民兵发枪联系在一起。这与事实不符。毛主席逝世后，上面通知一级战备，我们本身是持枪民兵排，有站岗任务，是按上级命令行事。

　　（九）

　　1976年初，辽宁省知青办经盟、旗知青办找到我，要我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说，那样的文章写不好。当时湖北武汉下乡知青张静来信一封，提出6个问题，特别是对理想、前途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重要，正注意这封来信并写回信。

　　辽宁省不久又传达毛主席对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信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拟宜专题研究开一个会，然后给予解决。”如何解决知青问题?我不可能知道。

　　辽宁省领导在一次知青座谈会上讲话说：“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写的信，邓小平的批示是‘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而主席的批示则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这明显的就是批邓。”还有人说：“辽宁青年意识形态革命还可以，光大有作为还不行，这些都是对着你们这些辽宁知青典型的。因此，需要你们写文章批邓。”这些舆论使我们的思想越来越乱。

　　1976年4月5日，报上公布了“天安门事件”，说邓小平性质变了。不久，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我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会上要求知青典型带头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我给张静回信的内容，就由讨论理想、前途问题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闻单位向我要表态稿，我说没时间写，可把给张静的信当作表态稿。这样，我给张静的复信先后刊登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上，还有一些省报转载了。

　　1976年，辽宁省委由李伯秋主持工作，毛远新当时已不在辽宁。我是在1974年初辽宁团省委召开的“学习吴献忠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毛远新的。当时，《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已发表了我给父亲的回信。毛远新、李伯秋在座谈会上讲话时，都赞成我批评父亲来信中的观点。李伯秋说：“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一跳，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一跳。”毛远新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我对毛远新的感觉不一般，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觉得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别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他让秘书通知我和魏礼玲(时任团辽宁省委书记)去他处，听取汇报后，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想，60年代，毛主席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是他们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我们的幸福，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吃饭时我曾提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要发生革命变成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变不成社会主义?我问了两遍，毛远新说：“这可能与国际环境有关吧。”

　　我见毛远新只有这两次，以前只是听过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例如，1972年辽宁省知青讲用会上，他说：“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大自然充满着矛盾，培养自己的子女不适应这个矛盾，就会碰壁。”毛远新不可能个别对我讲什么。听会上的讲话，感到他对毛主席的书学得很好。

　　（十）

　　1976年6月，辽宁省委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通知我和部分知青代表参加。省委书记李伯秋在会上讲：“这次开会要请知青放炮，要吵一吵。”当时，一些报刊正在发我给张静的信。会议认为，光有我给张静的信还不行，要有全省知青典型的共同表态，会上确定由刘继业起草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后来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信发表前，由刘继业念了一遍，我感到刘继业的写作水平很高，我不如他。我自己写不成那样的信，只能写出给张静复信的观点。

　　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各地要仿照省会议的开法，层层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毛主席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搞好知青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昭盟仿照省委的搞法，召开了全盟知青工作会议。会后，我按公社的安排和我们公社书记黄珍带着感谢信和锦旗去辽宁省营口大洼县，感谢大洼县派两名水稻专家帮助我们改种水稻。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新任昭乌达盟委书记高学忱(原来在盘锦工作)和副书记许宏文来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说，试种了水稻几千亩，但是没有人懂种水稻，急需技术员。高学忱当即起草了给盘锦大洼县赵玉礼的电报稿，我跑到邮局发出。没过几天，大洼县就选派了农场副场长常跃宗和生产队长赵甲臣来到玉田皋，他们的到来帮了大忙，我们非常感动，因此，决定亲自登门答谢。

　　我们途经锦州时，不知什么原因，由锦州知青办的车把我们接到了锦州市革委会招待所。原来盟知青办在我们出发后，给锦州知青办打了电话，大意是柴春泽去大洼县，途经锦州，因为是知青典型，希望给予关照。锦州知青办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青办主任一定要我在锦州知青工作会开幕式上讲话。在当时那种舆论的包围下，我能讲什么呢?只能讲毛主席如何对知青工作作批示，辽宁省以及昭盟如何召开知青工作会议。

　　锦州是全省知青典型的所在地，更应重视知青工作，因为以前吴献忠在省里开会时，曾讲过她在锦州不太受重视，她作报告，市委书记离开会场去休息室听等。因此，我在讲话中就指责锦州市领导不重视知青典型。

　　锦州知青会开幕后，我就和我们公社的书记黄珍离开锦州，前往大洼县送感谢信。在大洼县开完会，阜新市知青办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知青工作会，因为他们也在传达省知青办的精神。

　　在阜新，我接到新华社记者苏树翘的电话，他说：“新华社要写纪念‘八一八’的稿子，需要采访辽宁省知青典型。”他找到了张铁生、刘继业，听说我在锦州，就一同赶到锦州找我，没想到扑了空，希望我立即返回锦州。就这样，我又第二次返回锦州。这期间，锦州驻军和锦州工会先后召开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听说我们这些知青典型在锦州，一定要我们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又必须讲话，讲什么?还不是会议那一套。

　　由于参加锦州知青会的知青与锦州市委领导发生了严重对立，锦州知青会已不可能像辽宁省委知青会那样的开法。我到锦州后听了吴献忠在锦州知青会上哭着发言的录音，因此，在一些会议讲话中继续指责锦州市委不重视知青工作。接着，锦州知青刘香玉等带着吴献忠哭着发言的录音找到辽宁省委。省委书记李伯秋连夜听了吴献忠的讲话录音，并指示说：锦州市委没有认真研究毛主席的批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要做检讨。锦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请在锦州的辽宁知青典型都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和几位副书记在会上做了检讨，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紧接着，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立即返回公社。

　　（十一）

　　10月初，我接到盟、旗知青办通知，要我去铁岭参加铁岭农学院毕业典礼，与此同时，我也收到铁岭农学院发来的邀请电报。张铁生就在该校上学，是应届毕业生。有一次在省里开会，我对张铁生说，我们那里改种水稻，缺少专业人才，请他介绍几名懂水稻的大学生。张铁生回校不久就告诉我，只动员到一名学农机的宋慧媛，确定毕业后分到翁旗玉田皋。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既为了接大学生也是为了向校方表示谢意。昭盟党委认为这是件大事，就决定由昭乌达报社王栋同我一起去铁岭。10月6日，我正在玉田皋一队割稻子，接到电话通知后第二天赶到赤峰，8日同王栋乘车赶往铁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整理过一个讲话稿，主要内容是中国和苏联有“七个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像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逝世后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在毕业典礼上，铁岭农学院批准张铁生等25人大学毕业后当农民。安排我大会发言时，我讲了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铁岭知青办听说我到了铁岭，就派人找我，分别去康平、法库、开原等县为知青讲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在开原县，我接到省知青办电话通知，要我立即赶到省里。

　　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王海峰和军代表向我和同行的王栋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求我作为知青典型，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工作。听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我非常震惊，如同1971年听说林彪驾机外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一样。但我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必须遵守，我当即表示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同时表示回去后做好知青们的工作。

　　1976年10月17日，我参加了昭乌达盟委召开的县处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会议中，盟知青办召开全盟知青典型的座谈会，由我做知青转弯子的工作。我起草了给盟委并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毛德宝、朱义国、曲广荣、朴春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