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柴春泽不为人知的故事(上)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遍及全国，柴春泽以一封家书震动中国，成为无数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途无限，共产主义金光闪……影响了一代人。随着时代的变迁，柴春泽的人生发生了另一种变化，他当年有哪些经历？后来又有哪些不为人知和故事？请看他本人自述：

　　柴春泽叙述  吕斌整理

　　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柴春泽不为人知的故事(上)

　　(一)

　　我于1952年出生在干部家庭。

　　父亲柴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武工队连长，解放后在热河省委党校毕业后调赤峰县工业总支工作，公私合营时作为公方代表到赤峰县永和营子接管煤矿。父亲一直牤于工作。

　　我母亲张瑞兰，比父亲小12岁，解放初期曾在河北省滦平县做共青团工作，后因病退职。我们兄弟姐妹5个，母亲操了不少心。

　　从小，我们全家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我从小学到中学，转学竟有13次之多。

　　（二）

　　1969年6月我转入赤峰六中，当年7月，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辽宁省工宣队进驻昭盟。后来，当地开始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当时的六中无团组织，红卫兵取代了团组织。学生们长期不能安心学习，我当时渴望学习文化知识。刚入学时，曾利用暑假在教室看书学习。开学后，我就和同班同学去那些长期不到校上课的同学家，请他们回校，搞好“复课闹革命”。有的班级，把上课老师给气走了。我们除了学校安排的课外，还自己组织学生上课，或到办公室请老师来讲课，学校对我们班反映很好。由于我为“复课闹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当时学校采用排、连设置，排就是班级)，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我先后担任了连、营和校红卫兵团长。

　　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县级市)红代会成立，我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被选调到市红代会任副主任。当时的红代会除组织全市红卫兵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外，有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公、检、法和军管会维持市内交通秩序。

　　市红代会从各校抽调排以上红卫兵干部300人组成红代会“战备执勤连”，由我兼任连长。我们经常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持秩序，因此很多红卫兵都认识我。

　　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柴春泽不为人知的故事(上)

　　（三）

　　1971年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不少人说：“市红代会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就这样，盟市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带头下乡。

　　其实，我当时并不想下乡，想去当兵。1970年底征兵时，我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了申请。武装部部长康占才兼任市革委会主任，他说：“骨干不能都走。”只批了第一副主任阮德明参军，阮德明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军务部兵员处团职干部。第二年，我在全市红卫兵注视下只有带头下乡这条路了。

　　我是赤峰县干部子女，按规定，赤峰县干部子女可以到离家较近的赤峰县下乡，可我所在的学校定点却是翁牛特旗，我只能顾全大局带头下乡到离家较远、风沙大的翁牛特旗玉田皋。

　　1971年12月，我和赤峰六中六十几名毕业生，参加完盟市县联合召开的欢送下乡大会后，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欢送大会上，我代表下乡知青讲话。时任盟军分区副政委、盟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金元讲话时说：“祝同志们上山下乡一路顺风。”可我们下乡的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王田皋乡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全乡人口7 000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全部为旱田，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不足百斤。我下乡的玉田皋大队当时有6 200余亩地，总产56万斤，亩产平均不到91斤，下乡不久，正赶上公社号召“抗灾度荒学大寨”。

　　在农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炕，有时吃的是玉米饭泡盐水，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不放心，有些知青也动摇了。从1972年秋起，一些知青开始自己联系，转点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一些家长也盼着子女早日回城工作。

　　今天看起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而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当时想的就是尽量稳住下乡知青，因为当时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在传达中央26号文件，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我就动员知青还是安心在农村。

　　1973年的上半年，赤峰市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通知我回市里帮助做动员工作，安排我去各街道参加会议，用自己下乡的现身说法动员青年下乡。

　　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的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盟团委知青办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我在会上表示决心，要“扎根农村奋斗60年”。回到知青点后，收到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秘密，点内的知青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在信中父亲让我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同意父亲的意见离开农村回城的，如果回城，知青们会怎么看我?于是，我写信拒绝了父亲的意见，其中不少观点都出现于盟里后来的开会发言中。9月2日的一个雨休天，我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的决心是真的，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和父亲的通信。

　　知青们都惊呆了。女知青刘英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我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同志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就照办了。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省知青办的人说：“柴春泽是不是昭盟的吴献忠啊？”

　　11月，盟旗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我在大会发言，建议我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我那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给别人的信都抄在日记本上。在会上发言时，我就全文念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我和父亲的通信。《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陈连仲、金敬芝写了内参，新华社也写了内参。内参一发，辽宁省委领导就知道了。但这些情况当时我并不清楚。《昭乌达报》很快发了《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通知》，通知号召学习我给父亲的回信。《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我和父亲的通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我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经常前来采访，本地区和辽宁省各地，还有外省一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玉田皋青年点参观。为搞好接待，公社向盟旗打报告，建立了公社接待站，接待站内设招待所。我除在本地做报告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做报告。北京团市委、知青办，天津工、青、妇组织和知青办都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请我去讲。

　　（四）

　　在农村下乡的日子里，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问心无愧。

　　1972年秋季的一天，我顶着漫天风沙跑到公社，提出要见公社领导。我当时只是知青点负责人，公社领导从旗里开会回来听说我找他，以为知青点又出了什么问题，派公安助理向我了解情况。我说不是有什么“案件”，我想找公社领导提建议：这里风沙太大，应大搞植树造林；这里土地不平、渠林不整，应重新规划。公安助理关心的是治安，一听没有案件松了一口气，回去告诉领导说没什么大事，柴春泽想提建议。公社领导当时最担心的也是怕知青点出事，知道未发生迫害女知青的案件，也就放心了。至于重新规划农田，显然还未列入日程。再者，我一个小小的普通知青提这么大的建议，也很难引起重视。

　　1973年6月2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找到新调任玉田皋公社党委书记的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平整土地并试种水田的想法，得到黄珍和旗、盟、省领导的支持。黄珍是个实干家，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到公社不久，就深入大队实地考察，还特地深入到各知青点调查。当地群众说：“新来的书记有两下子，踢蹬开了。”他多次鼓励我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1974年下半年，我们曾多次研究怎样改变玉田皋。他多次对我说：“你可是知青典型，全国都看着呢!要朝思暮想改变这个地方的具体措施。”

　　这年9月，上级号召组织大会战，我当时已担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黄珍主持的党委会上决定：从王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重新规划渠、林、路。党委会还通过了试种水稻的建议。决定在我们玉田皋大队的一队划出一块地搞实验，群众不同意也要把工作做通。结果会议定了250亩，最后落实下来只有50亩。

　　10月5日至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全大队和下府孤山子等兄弟大队的部分人员搞大会战，由玉田皋大队最先干起。玉田皋大队共除掉旧的不合格的林带4条，总长5 700米；平掉旧渠4条，土方量20 000余方；迁坟104个。全大队5 200亩耕地按主带方位角64.15度、副带154.15度规划，建成四位一体或三位一体的16个正方，10个斜方林网地。新开支渠6条，总长9 300米；新开斗渠6条，总长5 944米；新开排碱渠一条，总长2 100米。总计土方量为67 365万方。新营造防护林主带6条，长6 494米，宽lO米，占地5行；副带6条，长9 380米，宽8米，占地4行。

　　重新规划渠、林、路，改种水稻，比较难办的有两件事：一是重新规划土地需迁坟。在农村，一说挖祖坟，是会被骂祖宗的，104个坟头的工作难做极了!当时我也挨了骂。如今群众吃上大米，不但他们说好，他们的子孙也说好了，都非常感激。再一个困难就是水。种水田，无水，简直就是空想。

　　女知青刘立新当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分工在玉田皋大队一队蹲点，因50亩水稻实验田都无水，她和生产队长找我，又找黄书记，最后决定从下府的林场引水，保证水稻实验。

　　到了秋天，这50亩水稻终于实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过去怀疑种水稻的干部群众服气了，说：“真没想到这里能长大米。”多年躺在炕上的老人让子孙用毛驴车拉着去看水稻，不少人说：“这下玉田皋可能要大变化了，它就是一块铁板，也要改变了。”

　　得到群众的认可，阻力减少了，可大面积种水稻，水从何来?玉田皋位于红山水库下游，红山水库于1956年动工修建，1960年9月主坝截流，1965年竣工投入运行。它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养殖，总库容量为25.6亿立方米，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一座水库。在防洪方面，保护着下游600多万亩耕地、十几座城镇、几百万人口和6条铁路干线的安全。玉田皋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在每年春季红山水库向下游开闸放水时，用水浇一次地。在玉田皋下乡的辽宁“五七”战士徐凤臣，搜集到这样一句民谣：“一条大渠春天乐，夏秋无水干没辙。”

　　1975年4月，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工作的刘盛田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到翁旗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当时任公社副书记兼大队支部书记，汇报工作时向他们和随行的辽宁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翁牛特旗农牧组组长王文早提出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以解决玉田皋改种水稻的缺水难题。刘盛田说：“没有水，可以在水库捅个窟窿。”他又问：“公社有什么乡镇企业?”黄书记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广播站。”刘盛田说：“广播站算什么乡镇企业？”他对在场的一些领导说：“快想个办法，把他们的乡镇企业弄弄。”我说：“解决水是最主要的。”杨迪参谋长对公社书记黄诊说：“柴春泽在你这里，可不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啊!”黄书记当时似乎很拘束，连声说：“是，是。”

　　有一次我去沈阳开会，听说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在软卧车厢，就去见他，谈了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的准备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他说：“这个工程，干得过。”意思是搞这个工程值得，可以解决玉田皋种水稻的问题。他答应回去催催这件事。

　　年底，经盟旗有关领导和时任盟农牧组组长才吉尔乎等人的努力，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用于“白玉引水渡槽工程”。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余米、共有7个土墩柱和5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6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竣工了，并在第二年的上半年交付使用。26年来，红山水库的水通过这个渡槽源源不断地流过来，保证了玉田皋现在近30 000亩水田的用水。

　　如今登上红山水库的大坝，极目玉田皋大地，眼前是蓝天、碧水、绿荫、沙滩以及水库下游秀丽的塞北江南风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