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19）

　　我所知道的柴春泽

　　高 颖  主编

　　翁牛特旗出席盟团代会代表名单：

　　　　丁桂芹、田秀云、王淑芹、鲍向丽、王淑珍、刘跃兰、武秀云、张国贤、李素芹、穆素芝、黄柏青、孙吉荣、乌日娜、乌仁其木格、莲花、韩凤玉、白玉兰、戴国兰、宋九玲、孙化文、常玉、郑永平、张瑞合、邹士江、孙勤、林士芳、郝振岭、张仲仁、左朋信、王永富、范郁森、宋维江、罗汉斌、曹凤义、李立新、刘文、刘义、国连科、齐显章、王占儒、乔国俊、王玉珍、乔景春、拉木、巴斯朝格图、扎木苏、斯勤、那德那、旺吉拉、王占祥、宋正玉、吴国权、朝格图、金山。

　　1973年3月14日

　　最近，连续参加盟、省团代会。

　　2月23日至28日，在赤峰参加昭乌达盟首次团代会。3月5日至9日在沈阳参加辽宁省第五次团代会。今天中共昭乌达盟委书记、军代表赵坚和崔明山、周明、董洪业、陈金元等，在盟革委会招待所会议室接见刚刚返回赤峰的昭盟出席省团代会全体代表并讲话。要求认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促春耕生产，认清林彪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的实质。

　　盟团代会概况：代表共计606名，列席代表150名。昭乌达盟党委崔明山、赵杰等出席大会，辽宁省团代会筹备小组徐广林、刘力专程到会祝贺。色旺代表盟筹建团委领导小组做题为《深入批修整风，认真看书学习，沿着毛主席建团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共青团昭乌达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55名。常委9名：于宝德、马英、王凤祥、色旺、庞文生、陈孝、郭明伦、孙月华、范凤娥。书记：色旺。副书记：庞文生、陈孝。选出了出席辽宁省第五次团代会代表101名。

　　翁牛特旗出席辽宁省第五次团代会代表名单：王占祥、宋正玉（女）、李秀霞（女）、戴国兰（女）、巴斯朝格图、孙化文、丁彩荣（女）、王景堂。

　　昭盟出席辽宁省团代会的下乡知识青年团员代表：

　　李丽军，女，宁城县，赤峰知青

　　李学勇，赤峰市，赤峰知青

　　汤永东，喀旗，天津知青

　　郑克，敖汉旗，天津知青

　　马英，女，阿旗，沈阳知青

　　任久忠，克旗，赤峰知青

　　吴用芹，女，左旗

　　柴春泽，翁旗，赤峰知青

　　王淑芹，女，右旗，北京知青

　　辽宁省团代会概况：1972年3月5日至3月9日在沈阳中华剧场召开，正式代表1 409名，列席代表179名，特邀9名，代表总数占全省团员总数的0.9‰。开幕式、闭幕式出席的省委领导：陈锡联、曾绍山、李伯秋、黄欧东、毛远新、胡亦民、杨异、尉凤英、崔修范、李道之。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辽宁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83名。常委13名：李素文，39岁；魏礼玲，28岁；刘春海；宋廷章；郑秀英，24岁；王海峰；刘力，23岁；高臣禄；王德民；肖翠英，24岁；盛秀荣；盛志森；潘桂芹。书记：李素文，魏礼玲。副书记：刘春海、宋廷章、郑秀英。

　　1973年3月19日

　　坎上大渠又开工啦。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曾参加了修渠战斗，今年任务艰巨，特召开全体团员大会，一是传达盟、省两级团代会精神，二是借两级团代会东风调动共青团员上修大渠一线。“五四”期间旗、盟两级团委要表彰、奖励一批先进团员和先进团支部。到会团员听后都很受鼓舞，知识青年中的团员较队里的青年更为重视，也应当以此为动力，完成修大渠任务。

　　当前主要工作：

　　1.抓好一个纲（批林整风是头等大事）；

　　2.掌握一个武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建设好一个班子（团支部的思想和组织建设）；

　　4.学好一个榜样（向雷锋同志学习）；

　　5.发挥一个作用（“三大革命”的突击作用）。

　　到目前先后来玉田皋大队的知青32人：李树旺、王立亚、刘桂云、朱素芹、孙桂华、郑玉林、于振海、彭素贤、李东舫、刘英、张文华、邱玉田、海明泉、郝庆华、边全有、哈根、姜万贵、刘慧贤、杨淑芬、季沙红、刘美英、赵凤萍、陈月侠、王丹群、王文彪、王立群、陈玉华、吴素兰、牟景祥、高峰、王钟、柴春泽。

　　1973年3月24日

　　外出开会期间，公社有了很大变化，新调来一位叫黄珍的书记和一位副书记。

　　中午，我们正要吃饭，公社三四个人顶着狂风来到青年点，公社秘书向我介绍一位戴口罩的领导：这是新调咱们公社的黄书记，到各青年点走一走。黄书记询问了一下青年点的生活情况，问我对改变这里有什么想法，我说这里风沙太大应大量植树造林，土地不平，林带、渠道不规整应有规划。黄书记看我穿带补丁的衣服，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吗？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因我们到吃午饭时间了，他们匆匆离去。

　　下午，玉田皋大队召开各生产队政治队长会议，作为大队团总支成员，我也参加了。公社派农业助理张有来参加玉田皋大队的会议，从讲话中知道，旗委对玉田皋公社班子进行了调整，原白音汉公社书记黄珍调来玉田皋公社任一把手，还调来王义任副书记。

　　1973年3月30日

　　坎上大渠全面开工。今天召开青年点全体知识青年动员会议，我在会上谈7点意见：

　　1.正确认识我队青年点的形势，特别是认识最近公社变化的形势；

　　2.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如何抓好，请大家议；

　　3.协助五队班子和团支部，促进所在生产队大变快变；

　　4.完善共青团小组，在组织落实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工作；

　　5.团结问题（不利团结的话别说，不利团结的事别做）；

　　6.加强青年点物质建设，抓好生活；

　　7.赛学习，赛劳动。

　　最近公社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公社将制定1973年总体规划。

　　公社要求玉田皋大队各项工作赶上去，农业助理蹲在这里。

　　本月25日，为保证青年点生活，队里特批青年点25至29日去牧区捡粪，为大干做准备。

　　玉田皋坎上大渠修成，红山水库的水量，国家计划投资21万元，纳入国民经济计划。1 500立方米砂方浆砌石（淤泥后可清淤），上面用混凝土盖盖儿，为坎上固沙造林打基础。

　　公社扬水站力争5月份送水（解决夏浇地），每天抽水13 000立方米，可浇10 000亩，15天轮浇一遍。

　　从扬水站到公社5公里架通高压线，力争今年完工，加工、照明有望解决。这里的确大有作为，领导上有决心就好。前途光明，向前！

　　1973年3月31日

　　风沙滚滚红旗舞，再战大渠气可鼓。全大队出动几百精壮劳力，再战坎上大渠。同去年一样，风沙弥漫，睁眼困难，我戴上“风镜”什么作用不起，不如弄块纱布蒙住双眼。不多时脸上、鼻孔、嘴里全是沙子。五队集中59名精壮劳力分成5个班，轮番上“二级提土（沙）”，修渠效果明显好于去年。每个班带头的都是知识青年：王钟、牟景祥、陈月侠、赵国祥、王丹群。

　　这次是场硬仗，特意提出几个口号。

　　三上山：吃上山、学上山、干上山

　　三集中：领导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集中

　　四保证：保证人数、保证时间、保证质量、保证数量

　　我们又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乘公社党委扩大会东风，为搞好农业学大寨而战斗！

　　1973年4月6日

　　现在将知识青年分散在各生产队的下乡形式已越来越不利于知识青年的学习劳动。仅就搞饭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应当建立三集中、一分散或全集中的大点。盟旗“五七”办组织去海城县参观知青建大点经验，公社张文彬参加了。昨天公社党委黄珍书记主持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知识青年建大点问题。会议决定玉田皋和下府两个大队建大点，安排分散的小点知识青年集中吃，集中住，集中学习，只是劳动先分散到各队。口粮由各生产队出，报酬则在大队由大队出，在生产队由生产队出。选派老党员张若峰进驻青年大点。

　　今天，玉田皋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根据公社要求，召开会议研究建大点问题。旗“五七”办主任王博忠、公社张文彬来参加会议，大队赵清志、李鸿江、唐凤君、韩世荣参加会议。我以大队团总支副书记身份参加会议。我是积级主张建大点的，但目前意见不大统一，还要做一下大队同志的工作。一定要借公社扩大会东风，促成大点建立！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向前！

　　1973年4月11日夜

　　建大点遇到一定困难。本来4月6日大队会上已定，准备在今天备耕检查会上具体决定下来，建立大队青年点，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仍不能确定，提出以后再研究，原因是人不齐。

　　无法入睡，找到大队李主任，连夜谈起建大点问题，建议模仿下府大队：

　　1.吃粮先由全大队5个生产队平摊；

　　2.吃饭、学习、住宿三集中，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到哪个队劳动，由哪个队记工分，秋后结算；

　　3.烧柴由5个生产队负责；

　　4.从生产队找一个做饭师傅，工分由生产队出。

　　显然，这不是一两次谈话，一两个会议所能解决的。农村工作真难啊！

　　1973年4月14日

　　经过几天的努力，玉田皋大队终于能合并小点建大点啦！这几天各小队知识青年点战友奔走相告，像是迎接大喜事。三队的说：“这回总算能吃上现成饭啦！”大点与小点比，不必收工后再搞饭吃。

　　4月12日晚，大队会议上传达公社精神，决定立即以大队名义建点，要求大小队干部都要顾全玉田皋大队的创业大局。完善了组织领导机构：党支部书记赵清志任领导小组组长，周有任副组长，团总支委员刘慧贤和负责民兵工作的王钟为领导小组成员，于喜胡为炊事员，牟景祥为管理员，高峰为会计员。在四队建食堂。在四五队住宿。知识青年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又决定为大青年点解决菜地，在原大队林场分一个好畦子。

　　回忆与思考

　　毛德宝著

　　——纪念原旅大市首批知青下乡昭乌达盟40周年

　　经过8天的紧张工作，四队的路线分析和班子整顿结束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嘉平4名同学团结依靠四队广大贫下中农，工作干的不错，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新班子一直是在顶着压力开展工作的。俗话说，“强龙难斗地头蛇”。张棚经营了几十年，他和家族还是很有势力的，什么事都能发生。离开四队时，我和程书记曾叮嘱嘉平他们，不仅要干好工作，还要提高警惕性，注意安全。我虽不到四队蹲点，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他们，就怕工作出现纰漏。四队总是充满着那么神秘莫测，我也担心他们的安全，毕竟是我把他们送去的。那时的通讯手段很落后，我清楚记得，曾经有几个晚上，我领着青年点的个别同学，来到四队营子边，望着、听着，心里想，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呢？除了狗叫，一片寂静。

　　这期间，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郁闷和生气。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到解决四队班子的关键时候，7月19日上午，接到了下派小队挂职锻炼同学一封信，说因为小队问题太多，领导之间闹不团结，他不干了，要回青年点，并说不管怎样上纲上线分析，他就是不干了，这使我震惊和失望。我心情很不平静，思绪万千。

　　是的，生产队工作确实不好干，也特别复杂。那时我曾说过：实践使我体会到，能当旗委书记，未必能当好公社党委书记，能当公社党委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能当大队书记，也未必能当好生产队长。有些人对青年干部，特别是对知青担任小队干部，从思想上反感和不欢迎，明着不跟你干，但暗地里下跘子、拆台，使你不能集中精力干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确实是个考验。

　　我们不是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吗？现在遇到这点困难算什么！更多的问题，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呢。农村不缺乏劳动力，扎根不是简单的安家，而是要做贡献，有所作为的。组织上为你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智慧的平台，你就应该努力工作，如同过河卒子，是不能后退的，只有拼命向前。

　　现在，我工作压力很大，但再苦、再累、再困难，只要青年点“后院”不起火，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多么需要同学们的支持啊！况且在使用知青问题上，我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程书记、李主任两位老同志在顶着，包括大队一些干部，日常对此也是颇有微词的，下面的干部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个别同学的做法，无疑给一些人找到口矢，抓到知青就是不行，能力差，难当大任的把柄。

　　当然，那名同学是不能退回到青年点的，斗争需要他去堵“枪眼”。

　　我是在1976年7月25日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

　　那天早晨，我接到旗委电话，要我下午务必赶到旗里，马风森书记，曹旺副书记在办公室等我。下午，我到了领导的办公室，两位领导郑重的对我说：经旗委研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你担任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和青年点的工作要照常抓好，并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此刻，我头脑清醒，心情激动，向领导表示了我的态度和决心。

　　我在1976年11月10日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原大队程书记调到公社铁厂当书记去了）。我的担子更重了。

　　在旗“四干会”上“放炮”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天使

　　——西方谚语

　　1976年8月22～25日，中共克旗旗委召开全旗四级干部会议，主题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农牧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参加会议的有生产队、大队、公社、旗四级干部，共计2000余人。这是克旗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

　　会议的第二天下午，还没开会时，我看见本公社红星大队七六届旅大知青小张，在谈到这次会议时，他说这次会议有问题，没有突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学大寨没有抓住根本问题。这时，在下面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一名老知青走了过来，我俩都是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之间相隔几个人。会议是大会介绍经验，有我代表前进创业队做典型发言，介绍我们如何集体扎根农村，艰苦创业学大寨的经验和做法。

　　会议开始后，这位老知青写了个纸条递了过来，大致意思是：你看这次会议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看这次会议没有突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唯生产力论严重，你发言，是不是要放炮开火，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接到这个纸条后，感到也有必要讲讲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党员，必须要有组织观念和党的纪律。于是我就到后台找到旗委马风森书记。我看到马书记和李素荣副书记，正在那里与小张和他们点的另一名女知青谈话，我听他们的意思，也是关于这次会议的问题。见到两位领导，我把个人对这次会议的想法跟他们说了。马书记当时说：这次会议准备急促些，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欢迎小将们提出意见。这时我提出要在代表青年点的发言前，把这个想法讲一讲。马书记、李书记同意了。

　　在大会主持人宣布，红光公社前进创业队毛德宝发言时，我走到发言席上，首先讲了对这次会议的看法。认为这次学大寨会议，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要求，没有突出抓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问题，只强调粮食产量如何“进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我这么一讲，台下代表立刻哗然了，议论纷纷，乱了套，因为人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讲完了这些话后，我照准备好的材料，介绍了前进青年创业队的经验和做法。

　　由于我“放了这一炮”，打乱了会议日程。马书记来到了发言席，代表旗委临时决定，根据小将们的意见，要把学大寨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走资派正在走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散了会，王银钢（上海六八届知青，下在热水公社，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提出要召开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会，把省里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统一全体知青代表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第二天下午，在旗委二所礼堂召开了全体知青代表、带队干部和各公社团委书记会议，旗团委领导和省团委两名同志参加了会。会议开始，由王银钢传达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讲了“第二个锦州战役”的实况，接着王冬梅把参加省里工农干部学习班的情况介绍了一下，之后我发了言，主要是总结了他俩人的讲话。当时，我觉得这个会通篇没有讲党的领导，最后我说：尽管对这次会议有看法，但我们一定要在旗委的领导下，帮助开好这个会。然后有人把已写好的对这次会议看法的大字报底稿读了一遍，大家提出了几个方面的修改意见就通过了。随后有几个发言，其中有王银钢青年点的一旅大知青发言，要求王银钢在旗“四干会”上发言；旗团委领导讲了话，表示支持知青战友的行动；省团委一名同志也讲了话。

　　当天晚上，旗委马风森书记，曹旺和李素荣副书记找我们几个知青代表谈话，主题是关于如何开好这次“四干会”的问题。参加有王银钢、王冬梅（红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白音查干公社党委副书记）、吕玉兰（原旅大制帽厂工人，后不当工人当农民，于1974年和旅大第一批赴昭盟知青来到了克旗红光公社光明大队，1976年调到新井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杨金贵（天津知青，三义公社党委副书记）、焦万新（本地回乡青年，新井公社党委副书记）、李爽风（本地知青，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我。记得最后马书记根据我们几个人的发言，谈了下一步如何开好“四干会”的意见。这时，有一名知青干部马上提出不干了，说如果这么开下去，我不参加了，明天就坐车回公社。马书记严厉批评了他。

　　说实在的，尽管我在大会上“放了一炮”，但我把握一个原则，要立党为公，发言前要征求旗委意见，不搞突然袭击，不能抛开党委另搞一套，对有的青年干部这种目无组织纪律的做法，当时我是看不惯的，也很反感。联想他讲的，自己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怕自己对这次会议负不起责任等等，我认为这种人是很骄傲的，尾巴翘的很高，把个人摆在组织之上，而没有置身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旗委召开这样几千人的大型会议，你负什么责任？负得起吗！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出于公心，帮助旗委开好会议。

　　散了会后，我们又回到旗团委议论大字报的底稿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叫王银钢重新起草。我们通过了他起草的底稿。

　　晚上，从团委办公室出来，我看见旗委马书记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老书记还在灯下修改旗委工作报告，蓦然间，我心中一沉，有一种自责感——这不都是由于我的盲目造成的吗？。

　　第二天上午，李爽风把王银钢写的底稿和纸、笔、墨水拿来让我抄写。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已同意了马书记就下一步会议开法所提出的意见，就认为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大字报底稿到我这里被搁置下来而没写。这真是一种心灵的本能反映，就感觉不能闹过头了，否则，我会在错误道路上走的更远。

　　我十分清楚的记得，这天上午，小张等知青找到我，说旗委的认识不高，要我带领他们继续闹下去。我当时说：“我所提的意见，已经被旗委接受，我认为可以收了，到此为止，你们愿搞就搞吧，我不再介入”。他很失望，说我不敢斗争，是投降派。我很恼怒。

　　此刻，我心中隐隐作痛，冥冥之中有一种后悔之感。我发现，我的初衷太单纯、太简单了，一些人要借此搞大，他们的目的不纯，我是被他们当炮使了。

　　第三天，在以各公社为单位的三级干部座谈讨论中，公社党委宋书记让我代表党委表态发言。我当时就认为这是老书记给我的一个机会：不管怎样，你毛德宝毕竟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大会上“放了一炮”，红光公社如何干？还是要用我的嘴来圆这件事，表示公社党委在贯彻旗委“四干会”精神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我的态度与大会上“放炮”讲话的基调完全不一样，提出要坚决按照旗委这次会议要求，红光公社建设大寨公社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时间不延长，标准不降低，要向建设高标准大寨式公社、大队、小队方向努力，并提出了若干要求。会场上，党委老同志都暂时退到了后面，我到前台唱主角。我虽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但毕竟还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这是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既保持了红光公社党委的步调一致性，也保护了我。特别是在第二年对我的审查中，党委同志一致帮助我解脱，说毛德宝的态度是台上台下不一样的，还是坚决贯彻执行了旗委“四干会”的意见，这对我的“解放”很重要。

　　后来证明，当时在我们参加会议的知青中，对这次会议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看法确实是不一样的。在第二年的“四干会”上，李素荣副书记对我说：她找了一名知青干部谈了去年8月的“四干会”事情，这名知青干部说，我们就是想在那次会议上抓一两个走资派，可能指的是张书记、伊书记、候书记。我鄂然。对我来说，这是哪和哪啊！我真想抽自己两耳光子。

　　接受审查

　　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都标示着前进的一步。

　　——【法】罗曼·曼兰

　　1976年11月中旬，我回旅大办事，到盟里去了一趟知青办，见到了王主任，汇报了青年点的工作。之后，他让我留下旅大家里的住址和父亲单位的名称，说以便有事找我。在旅大没待几天，父亲从单位接到盟知青办发来的电报，要我速回，准备去北京参加会议。于是，我匆匆返回盟里。

　　见到知青办王主任，他告诉我，经盟委研究决定，让我代表昭乌达盟地区的知识青年，参加在12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说完，话锋一转，又说：“小毛，听说在8月份克旗召开的‘四干会’上你‘放了炮’，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解释了这件事，但仍坚持这件事我没有做错。王主任沉默了一会，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做好去北京开会的准备”。

　　当时我心里想，昭盟知青来自当地、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各大城市，知青典型代表人物很多，最突出的是柴春泽、王银钢、王冬梅、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朱义国等人，春泽曾做为毛主席邀请的客人，与邢燕子、候隽等11名青年，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定是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受到牵连，才选择了我。

　　大队和青年点同学得知我将代表全盟知青去北京开会，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大队和前进青年点的光荣。

　　接到上面通知后，我在12月6日下午坐上李长军同学开的胶轮拖拉机到旗里报道了。同学们说，老毛去北京开会，一定要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送他一程。

　　到了旗里，已经是傍晚，见到旗委马风森书记，他告诉我：“小毛，你去北京开会的事情有变化，临时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了”。然后，他还做了我一番思想工作，说这是名额分配问题，要代表各个层次和方方面面的知青，这事不要想得太多。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改变太突然了，我毫无思想准备，发热的头脑，被泼了一盆凉水，脑袋懵懂、有些失落感。但我很快自我调整，镇静下来，向马书记表示：“这没有什么，我服从组织决定，我毕竟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好，我完全能够正确对待”。

　　谈完这件事后，马书记说：“正准备叫你到旗里来一趟，旗委正在召开部分知识青年干部座谈会，你就不要回去了，直接参加会议吧”。

　　我和马书记来到了在河东的旗委第二招待所。会议室里有王银钢、王冬梅、杨金贵、焦万新、吕玉兰、李爽风等人，旗委曹旺和李素荣副书记也在坐，会议好像正在开着。知青战友见到我，都很吃惊：“你不是去北京开会了吗？”我苦笑着摆摆手。

　　我是半道参加会议的，真的是脑子还没有转过向来，坐下来听了一会明白了：这个座谈会是旗委把战斗在学大寨一线，担任公社党委副职的知青干部召集在一起，进行思想转弯子，以清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流毒影响，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防止知青干部在这重大严峻的考验关头犯新的错误。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知青战线受影响较大，辽宁是重灾区。当时，相当一部分知青，特别是一些知青典型陷的比较深，曾跟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所以，在批判和揭发“四人帮”时，确实有的人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来，思想顾虑多，在行动上表现为不够自觉、不够得力。

　　我静静的听着各位知青战友的发言。看来事情远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还真有人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对粉碎“四人帮”表示不理解，对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虽说是拥护，但表示还要再看看，并引经据典，从共产国际讲到苏联变修，反正是在态度上有点怀疑和消极。我有些不太明白了。

　　其他知青战友都发完言之后，马书记叫我表表态度。我的态度与有些人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疑虑和不理解。我说：“第一，我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毛主席在世时，就批评他们搞“四人帮”，因此，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思想弯子可转。最根本一条是，华主席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主席说华国锋办事，他放心，我们是无限热爱和信赖毛主席的，他老人家都放心，我们没有理由不放心，更没有理由表示怀疑。说到底，这是一个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是否相信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问题。第二，我们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也始终根据中央的声音来办事的，今天看，如果以前我们说了错话，办了错事，那是错在上面，我们是跟着错，知错就改，过去没认清，现在认清了，划清界限就是了。从过去到现在，组织上给了我们许多荣誉，担任了农村党的基层领导，这是党给的，而不是“四人邦”给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四人帮”。所以就我们这个层次的干部，根本没有必要把个人的政治前途与“四人帮”相联系、相挂靠”。

　　说实在的，当时我讲的挺轻松，就是感觉对我来说，在思想上不存在什么需要转弯子和想不通的问题。但我注意到了，有个别知青战友对我的发言有想法，可能觉得你毛德宝挺精明，弯子转的快。真的不是我政治觉悟有多高：我们要跟党走，不要跟哪个人走，在重大政治面前，不能有个人的私心偏见，为什么非要把人个的荣辱进退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呢？那种“四人帮”倒台了，我们也要跟着倒霉的认识，或还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子，那真是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后来的发展，远远出乎我的想象。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进行拨乱反正，知青战线受到冲击很大，客观讲，知青干部在农村开展工作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本来就有人对知青有偏见，这些偏见包括：观念上的看不惯；城市青年人不好管理，给当地带来负担；争工分，争口粮，影响当地群众收入；提拔知青当干部，影响了本地干部的提拔使用；打破了某些平衡，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等等，这时候公开提出责难和质疑的也多了起来。过去不敢明着讲，怕对新生事物不支持，犯错误，现在一看知青是一个“重灾户”，追随“四人帮”最紧，于是乎，大有秋后等着算账的势头。（待续）

　　建菜窖

　　储存一些过冬的蔬菜挖了一个菜窖，需要用檩子棚起来，就到东沟去砍树。那里的山榆树很多，我们正在砍着，副队长小宝音朝鲁跑过来对我们大喊大叫，他不懂几句汉话，只是一劲说“一根一根的不行”。我们很困惑，就问他“一根一根的不行，两根两根的行吗？”他直摇头，连说带比划，十多分钟我猜是不是不能砍伐单棵的树木，就指着一个树根长出两颗树木的问他，砍其中一颗行吗？他连连点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牧民就知道保护当地的生态了。

　　装车、铡草

　　下乡的第二天我们参加劳动，和牧民一起装车。地里都是捆好了的大糜子捆，特别沉，我们连抬带用头拱才把糜子捆装到车上。用手摇铡草机铡草，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玩，一、两个人一摇，谷草就铡碎了。这个活劳动强度很大，力气大的人也就干个十几分钟，我们两个人摇着手摇铡草机四五分钟就干不动了，牧民说“爬蛋”了。好在干一个多小时活牧民就“吆吆吆”地喊“毛特借”（累了），大家休息。

　　记名字

　　蒙古人的名字很不好记，有的很拗口。没办法，我们就找一些谐音帮助记忆。比如说占布拉道尔基，我们叫他“煎饼”。扫道木拉布哈，我们叫他“喇叭花”。卜日来色登，我们就叫他“扑热息痛”。刚开始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名，可是时间长了也都无所谓了，你喊“扑热息痛”，卜日来色登马上就答应。牧民记我们的名字也很困难，他们也有一套记忆方法，比如他们把杨乃儒念成杨乃肉，先分解，杨—羊—羊妈（蒙语），乃—奶—苏（蒙语），儒—肉—马哈（蒙语），一下子就记住了，杨乃儒—杨乃肉—羊妈苏马哈。杨乃儒索性给自己起了个蒙古名—“羊妈苏”。

　　学语言

　　学蒙语刚开始觉得很困难，再加上口羞，所以学得很慢。但是你不学就寸步难行，那个地方大多数牧民一句汉话都不懂，在一起生活、劳动不学蒙语不行。牧民老乡也向我们学习说汉话，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出了很多笑话。女知青要到公社卫生院去买药，蒙古人和她们开玩笑，教给她们一句话“必额日阿布那”。到医院一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原来蒙语买药（大约是额木阿布那）和要一个男人（额日阿布那）发音差不多，卫生院的人说这些女知青真有意思，到这来要男人。牧民和我们学汉话，指着一头牛问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牛，指着马问这是什么？我们说是马，他又指着小牛问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牛犊。他很聪明，反应也很快，手指着刚刚跑过来的一匹小马说这是“马犊”，我们哄堂大笑，说你错了，这是马驹。我们指着鹿问这是什么啊？他说 “报可”，也就是鹿的意思。又指着另一只没角的鹿问这是什么？他说“草高”，我们不明白。他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鹿的老婆子！”我们也哄堂大笑，一下子明白“草高”是母鹿。（待续）

　　知青，刻在玉田皋人心里的丰碑

　　作者：姚福生

　　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盐碱地里竟然长出大米！

　　那是一幅刻在玉田皋人心里的画卷

　　玉田皋人尝了一口，

　　从来没有尝过，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梦见过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梗咽着，说不出话来，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若说，土地神奇，

　　不如说，知青创造了奇迹！

　　那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啊？

　　头顶红山  脚踩湖门，

　　山风从头上掠过，

　　刮倒冒尖的禾苗，

　　湖泛从脚底来袭，

　　淹没秋收的希翼。

　　杂粮亩产从未过百，

　　倒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成为玉田皋人心痛的记忆。

　　柴春泽

　　一个从昭乌达盟走来的知青，

　　当他走进玉田皋这片土地

　　就把心和当地农民紧紧地

　　紧紧地贴在一起。

　　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耳朵被赞歌填满，

　　还是亲眼所见并非实际？

　　三座大山早已移去，

　　可是，玉田皋人却仍然啃着玉米面馍馍

　　脸朝黄土背朝天，

　　日出而作，日落难息！

　　他哭了，

　　躺在被窝里，

　　蒙上被子，

　　仍然觉得月亮在偷偷地笑话自己。

　　自此，他沉默不语，

　　伙伴把酒杯递在他的嘴边他也置之不理。

　　是夜，

　　他把头埋进书里，

　　举着手电在字里行间寻觅，

　　终于，

　　盐碱地改造，可以长出大米的信息

　　让他兴奋不已。

　　他一骨碌爬起来，

　　边走，边穿上外衣。

　　月光照在路上，

　　他抬头望望，

　　奇怪，

　　月亮正朝他微笑致意！

　　一口气走到公社所在地，

　　但见大门紧闭。

　　他蹲在阶前，

　　顿觉连累带饿，大汗淋漓，

　　摸摸口袋，只掏出一本皱皱巴巴的书。

　　他笑了，

　　“我怎么比陈焕生进城还冒傻气？”

　　一路上欢蹦乱跳，

　　此时却睁不开眼皮……

　　朦胧中，

　　大门开了，

　　走出一个人，

　　那是公社的党委书记！

　　没等他站起来，

　　只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睁开惺忪的睡眼，

　　果然看见书记就站在面前！

　　“你应该是知青，遇到困难了？”

　　“我是玉田皋大队青年点点长柴春泽！”

　　“有啥困难？说吧！”

　　“我要在盐碱地里种大米！”

　　书记的眼睛湿润了，

　　玉田皋人的眼睛湿润了。

　　谁都不会忘记

　　一九七五年初春，

　　一群叫知青的初生牛犊和玉田皋人一起，

　　脚踏冰雪勘水文，

　　头顶寒风垦稻田。

　　没有经验，从东北请来师傅，

　　没有农具，照葫芦画瓢星夜赶制，

　　一锹锹挖地三尺，

　　让盐碱哪来的回那去，

　　一筐筐移来土皮，

　　给贫瘠的土地穿上营养的外衣……

　　稻苗插进田里，

　　柴春泽的心却忐忑不已。

　　他摸摸水温，

　　恨不得一个猛子扎进去，

　　用自己的体温把水焐热，

　　让稻苗赶快越过春寒，

　　吸饱水分，

　　蜕壳成米，

　　捧在玉田皋人的饭碗里。

　　稻苗从玉田皋飞向昭乌达盟，

　　飞向辽宁，

　　飞向内蒙古，

　　飞向每一块有知青的土地。

　　四十年来，直到今天，

　　无论柴春泽定居在哪里，

　　玉田皋人都会扛着刚刚收获的大米，

　　煮在柴家的锅里，

　　和他以及他的家人一起品尝人生的志趣……

　　回家路是那样漫长

　　作者：梨花雪

　　满山的梨花开了又谢了。于是，强烈的思乡情绪使我踏上了迢迢回家路……

　　那年我十七岁，是下乡的第二年。那时，队上已完成了麦收工作。我也准备趁这个农闲季节回内江住院动手术，因为，我的扁桃腺炎已经严重到必须手术摘除的地步了。父母也常为此伤心流泪，因为，医生总是告诫说：必须尽早手术，如果万一扁桃体肿大封住了喉咙，就没办法了……于是，我做着回家的准备工作，我怎么好空着双手回去呢？为了我父母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我要倾其所有回报他们。我把一分五自留地的小麦收割回家，再用稚嫩的小手一颗颗地把麦子搓揉出来，麦尖把手扎得又红又痛，也不知要干到猴年马月？我就这样一个信念坚持着。隔壁陈大娘见状说这样太慢了，她用撮箕翻转来抓一大把麦穗在上面反复摩擦开来，不一会儿麦粒滚落一地。我照此方法果然快多了，许久许久，我完成了脱粒工作，过完风车后，收获小麦四十斤左右。然后，我买了五个鸡蛋，在大队农机站把面磨成粉，请师傅做成了鸡蛋面。我还把自留地仅有的几棵土豆也挖了，还摘了一大把还没成熟的青毛桃子和几颗青枣，准备一起带回家孝敬父母。做完这一切，心里感觉美滋滋的！明知自己担不起，但我还是把东西一点不留地装进了借来的小箩筐里，想到远方的父母心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这样，一个夏日的上午我踏上了回家路。

　　三十里的山路，早晨八点的火车我肯定是赶不上的，我都不知我是否能坚持把东西挑到火车站。我鼓足勇气沿着弯弯的山路，顶着烈日走在这寂寞的荒野山中，走过了寂静的白马庙，穿越了长长的石板河。就这样，走走停停许久许久，我走到了牛角峰山脚下。往上望，再登上约三百米的山峰就是牛角峰了，再下山约八里就是五凤溪火车站了。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咬紧牙关一步一步，不知歇了多少回，我终于登上了高高的牛角峰。我站在山顶极目四望：远处连绵不绝的群山都被我踩在了脚下，一种胜利者的豪情在胸中激荡开去……我坚信有此豪情，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征服呢？山里的天气瞬息万变，刚才还烈日当空转眼就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了！我赶紧挑上担子快步下山前行，这一切都来不及了，狂风夹杂着暴雨铺天盖地向我袭来。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可以躲雨的地方，连一棵大树都没有，我只有这样像暴风雨中中的一片树叶任意飘落何方……我全身都湿透了，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在风雨中瑟瑟发抖。好在不久后雨停了，下午近五时左右，我终于到了五凤溪火车站。还好，由于面条用水泥纸包了好几层损失不是很大。

　　下午六点过，我终于坐上了回内江的火车，再颠簸五个多小时我就将回到亲人的怀抱。想到这些我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湿衣带来的寒冷。午夜时分，车终于到了内江东站。这时，看着黑压压一片往上涌的人群，我才知道我选错了时间，原来明天是星期天，所以这么多人也是忙着回家与亲人团圆。怎么下车呢？我人都无法下去何况还有两个箩筐。我只好求助一个好心的农民，我先挤下车，请他帮我把两个箩筐递下来自把扁担丢下来。那位大哥很善良诚恳，只见他在人丛中左右突围，终于在火车即将开动的瞬间将东西全部递下了车。也许，我连谢谢你都来不及说，但是，善良的大哥，你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么多日子来我一直小心保护的箩筐，还是被蜂拥的人群挤翻了。火车远去后，我默默地拾起轨道内外散落的物品伥然神伤。两个工作人员以为我没有上到车，他们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天又赶车嘛！大概回家的路还有七八里，独自走在深夜的路上心里非常害怕。那时也还乱，我警惕地八方张望看看会不会有可能出现的坏人。出了东站到蟠龙坝，我看见前面有几个人走，我赶忙追上去与他们一起走，心里多少放心了许多。可惜到沱桥时，他们朝进城方向走了，而我却要左上走梅家山和平街方向。那时那一段路非常偏僻没有什么人烟，我还要不时地回头张望怕有坏人追来。我太累了体力都有些不支了，我

　　不敢停下歇息。看身后远处好像有人走来，我积聚起所有的力量拼命地向前奔去！因为，我已经看见前方的家了。待我最终走到家门口时，我已经没有喊开门的力气了，只有用手轻轻地拍门，父亲在里面问：哪个？我却只有拍门声……终于，门开了，只见父亲手握一把利斧站在门后。母亲说：你再不说话你老汉的斧头就要砍岀去了！

　　故乡啊！我历尽艰辛终于回来了。我扑进父母的怀抱任泪水奔涌而出……

　　【作者简介】梨花雪：本名邓国辉，现居成都市

　　金钱买不动的（散文）

　　文/平安

　　又是九月菊开花的季节。

　　我随着人流涌进植物园，深深地咀嚼九月菊特有的内涵。

　　公园的情人椅上坐着一对小青年，在窃窃私语。

　　走过来一位卖花姑娘，清脆悦耳的声音荡漾在公园上空。

　　“卖花，谁买菊花？”

　　怀中粉红色的菊花映着她白嫩的脸颊。

　　于是，引出那对恋人的对话。

　　“什么东西都要钱，有没有不要钱的？”

　　“没有，从来就没有过。”

　　“有的，怎么没有？”

　　我接过话茬，有些激愤地喊。看他们投来惊异的目光，又补充了一句：“不要钱的东西是钱所买不到的。”

　　那也是一个菊花开放的季节，我上山下乡被分配到一个经营所苗圃地。改革开放前的几年里，苗圃地青黄不接。改革开放后，苗圃要走上正轨，苗床需要扩展，生产用具需要添置。可上级拨给的款项又十分有限，怎么办？二十几名老工人，三十多个小青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会战。我曾听说过延安大生产运动，和列宁倡导的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但想象不出当时的情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也深深被感动了。工地上，插着猎猎迎风的红旗，广播喇叭不时传出工地的好人好事，和大家写的诗歌散文，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给工地平添了几分热闹，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数九寒天，哈气成冰，落地铿然，大家只穿一件毛衣或者秋衣，不戴帽子，头上仍散发着热气。抡着大镐，将冻土一块一块地刨下来，用土篮挑到五百多米以外的苗床上。分组干，一组一堆，看哪组干得多。为了争第一，大家都不休息，中午燃一堆火，大家围坐在一起，把馒头放在火上烤得亮黄，就着咸菜条香香地吃上一顿，又开始干活。晚上，天黑看不见，点上几个二百度的大灯泡，灯火通明，把大家的脸映得雪样的白。回到家里，常常是累得上不去炕，在睡梦中，连身都翻不了。一觉就到天亮。第二天，还是坚持上班。病了也不休息。为了互相鼓励，大家都喜欢唱一首歌，“干干干，我们要大干，为祖国出大力，为人民流大汗，革命不怕挑重担，越苦越累心越甜。”

　　若问我们挣多少钱？我们平均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却只拿一元钱。八小时以外干的活，绝对不给钱。大家没有一句怨言，你说，有没有不要钱的事？

　　我们单位有个叫菊花的小姑娘，才十六岁，身体瘦弱，干不动累活，领导让她做出纳员、保管员、广播员、板报员、统计员，她除了干好这本属于五个人的工作外，还经常利用业务时间缝补工作服，有的工作服坏得不能穿了，她就拆成补丁，用来缝补那些还有缝补价值的衣服。工作用的鞋子坏了，她就从每天一元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买来胶水、锉、皮子，自己粘，那一年，她为国家节省工作服钱二千多元。正是凭着这种主人翁责任感，这种艰苦创业精神，第二年我们就建成了非常像样的苗圃。生产的松树苗不但可以供全镇造林使用，还有充足的货源运往外地，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你说，我们这位菊花姑娘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吗？

　　十几年过去了，岁月漂白了许多记忆，唯有那段沸腾的生活记忆尤新，难以忘怀，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倍受鼓舞。正因为那时尝到了艰苦创业的甜头，所以，现在工作起来总是要求自己有这种精神。因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艰苦创业精神都不能丢。美好的精神品质是金钱买不动的。

　　【作者简介】平安，黑龙江哈尔滨人，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发表了500多万字的作品。擅长小说电视剧诗歌散文等创作。平时里，培养孩子写作，有700多孩子的作品见于报端。

　　心宽享乐尝

　　作者：曹蕙冲

　　难熬夜漫长，寂寞泪流汪。

　　思友亲情想，心宽享乐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