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上海接知青

　　我去上海接知青

　　刘连英

　　上海，一直是我喜欢并倍感亲切的城市，不仅因为她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近二十年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仅因为1999至2001年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两、三年，而主要源于四十年前我在上海接知青战友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1970年初，原五十五团（现查哈阳农场）分成三个团，我所在的海洋分场（后改五十团一营）与新立、丰收分场组建成新的五十团，当时我正在一营营部工作，刚刚搞完“三清”运动，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只是“打打杂”、很是清闲。春节过后，团里要去上海接知青的消息吹到了营部，当时营里的参谋、干事、助理一大帮，有点条件的都想得到这个“美差”。我想，接知青是次要的，都想看看昔日“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倒是真的，毕竟那时出差的机会太少了。我虽然也很想这个“美差”，但无奈“人微言轻”，只能“听天由命”了。当营领导通知我准备去上海接知青时，我高兴得好几宿没睡好觉，脑海中总浮现出电影中大上海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样子，心里也在盘算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这次任务，不辜负营领导的信任。后来我才知道让我去上海，一是当时我是“闲职”，更主要的是领导认为接知青还是有一名知青好一些，即方便与知青交流，又有说服力。就这样我光荣地成为五十团赴上海接知青工作组的一名成员。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下连队了解上海知青战友工作生活情况，一些熟悉的上海战友也纷纷找到我，有的让我往家里带封信，到家里去看看；有的热心地介绍上海的情况，哪里好玩，哪里最热闹……；家有弟弟、妹妹也面临下乡的知青更是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她）们的弟妹接来；有的连队领导也交给我去知青家访问的任务。

　　3月20日我们从团部出发，当天下午到达齐齐哈尔市，第二天中午乘火车经天津转车，到达上海已是24日傍晚。当我们一行十余人从站台出来时，一下子就成了上海人眼中的“稀罕物”。三月下旬上海已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气温也是零上十几度，市民都穿着薄薄的春装，而我们离开查哈阳时，那里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大家都穿着大棉袄、二棉裤，有的还穿着皮大衣，戴着棉帽子，颜色也是黄、黑、绿五花八门，一时间“侬啥地方”、“做啥事体”的询问声不绝于耳，弄得几个听不懂上海话的团、营领导不知所措，好在我们一行中有两名上海知青，市民才知道这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接知青的。坐上无轨电车，上海人的热情真让我们领教了，我们住在茂名南路的锦江饭店，当时正值下班时间，车上的人又多，十余人一上车就挤散了，车上一片叽叽喳喳声，告诉我们到哪下车，在大家热情指点下，靠前门的在茂名南路的前一站下去了，后门的到陕西南路才下的车，大家拎着大包小裹又在热情市民的指引下汇齐在锦江饭店门口。

　　锦江饭店是接待中央领导和重要外宾的高级宾馆，当时还有安徽、云南、内蒙等地都在上海接知青，把黑龙江兵团安排在这么高级宾馆里足可看出上海对黑龙江的重视。虽然我们住的是西南楼（靠近茂名南路的裙楼），但毕竟是锦江饭店，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别提心里多自豪了。

　　入住锦江饭店后，我们很快开始了接知青的工作。那时上海市上山下乡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家里没有下乡的那是少之又少。大街上也到处是“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宣传标语。当时除了学校动员上山下乡之外，街道更是积极，只要知道谁家有下乡对象，就会三天两头前去宣传“开导”、做思想工作。如果被“开导”对象不同意，或稍有抵触情绪，那么，那些宣传动员人员就会每天去他们家，甚至从早到晚全天候做动员工作，直到他们想通了，同意上山下乡并真正走人，才算了事。

　　因为上海对学生的动员工作已经很深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区安置办阅档审批，配合区里到学校作动员，以及接待处理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当时一营负责接收徐汇区的学生，那时有的学生已填了申请表，进行了体检，表上有学校的鉴定和区安置办的选送意见，我们就负责阅档审查，主要是看家庭出身和政审条件，一起去的营卫生所的徐大夫就专门负责审查体检表，经过审查没有疑问的就通过，把握不准的向带队领导请示或记录下来，晚上开会研究。那时去黑龙江兵团政审还是很严格的，家庭出身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个人表现和身体状况，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出身，尤其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原则不接收。我记不清是徐汇中学还是漕宝中学有一名女学生家庭出身不好，还有一名亲属在国外，这种情况是通不过的。但由于她在学校表现较好，自己又写血书，学校也极力推荐，她本人又多次找到我们坚决要求到兵团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过团领导特批才接收，像这种情况去兵团的还是不多的。到兵团后这名女知青在连队表现好，调到营直工作还是脏话累活抢着干，能吃苦，全没有资本家小姐的模样。但就是这样，入团时小组几次讨论都没通过，我当时正是营保卫干事兼营共青团工委副书记和营机关团支部书记，在团支部委员和团小组长联席会议上，我发了火：“表现这么优秀，入个团还这样难？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党的政策”，在我的坚持下，才吸收她入团。可见那时对于家庭出身还是很当回事的。

　　一次我去一所中学做动员，操场上几百名学生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当学校领导把我介绍给同学们请我讲话时，我心跳得很厉害，那个紧张啊，这是在大上海呀！当我看着下面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听着热烈的掌声时，我很快镇静下来，我首先告诉大家，我也是下乡知青，是从哈尔滨去的，然后我以一名知青战友的名义欢迎大家，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同学们的距离。我又详细介绍了兵团工作、生活以及吃、住情况，讲一些现役军人领导，半军事化，还有武装连、排，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事。其中免不了好事说得多一些，而像冬天宿舍脸盆水冻成坨，戴棉帽子睡觉，夏天蚊虫叮咬，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的辛苦劲就少说或不说了。散会后，大家又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冬天很冷 吧！会把耳朵冻掉吗？”“在外边小便是不是得用棍敲？”“发枪吗？能打仗吗 ?”“有米饭吃吗？”各种疑问接踵而来，我一一回答大家的提问，让这些同学更多地了解兵团的情况。有的同学当场就表态写决心书，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兵团去。

　　多年后，有几个1970年到兵团的上海战友开玩笑的说：我们就是让你给“忽悠”去的！好在没说是让我骗去的。那时下乡大势所趋，能够去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地方，就是万幸的。这批知青虽然是69届初中毕业，年纪小一些，但都很能干，不少人很快被提拔当上了排长、连长，进了机关。经过北大荒的磨练返城后，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经商有道，当上老板；有的刻苦钻研，成了艺术家；还有一些知青战友喜结良缘、找到真爱。这应该是在北大荒的收获吧。

　　现在回想，1970年已是“文革”的第五个年头，也到了运动的疲劳期，当时学生是上学没有，工厂不要，整天无所事事，能找个好一些的地方上山下乡也是无奈中的最好选择。当时有一名叫王德祝的父亲，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去黑龙江兵团，特意给兵团领导写了一封信，并拿着兵团接待室的回信找到我，要求送女儿到黑龙江兵团去，可见那时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而能去黑龙江兵团还是让人羡慕的。因此我们接知青工作比较顺利，名额很快就满了，对一些知青弟妹要求去兵团的，在名额之内尽量给予照顾，当时经我手办理的就有十多个知青的弟妹来到了五十团。

　　那时在上海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是在锦江饭店门口每天都聚集着许多人，尤其是一到晚上熙熙攘攘、人山人海，把整条街道都塞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学生和家长，有的在与兵团来接知青的人员交谈；还没找到人的就挤在饭店门口，焦急地等待着；有的手里拿着一把已写好的字条，只要有人往里进，就会有几个、十几个人往你手里塞字条，让你帮忙带进去，交给要 找 的人，“拜托了”、“谢谢侬”不绝于耳。那时不像现在人人 有 手机，联络起来方便，饭店门卫又很认真，门把得严严实实的，没有证件根本进不去。看到门口焦急的学生和家长，每天我除了完成我的接待任务外，有时间就当“通讯员”，出出进进帮助送条子、找人。后来连门卫都看出了“问题”问我：你也不怕麻烦，是不是太热心肠了。我只对他笑笑，照样当我的“通讯员”。因为我也是一名知青，深深理解这些做父母的心情，已经在兵团的知青父母就是想见见孩子的领导，问问兵团的事和自己孩子的情况；已经决定要去兵团的知青父母就是想多了解孩子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心里能踏实一些；有的学生和家长是因为政审或体检没通过，想做做工作，表表决心，能去黑龙江兵团；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想调换一下孩子要去的营或团。

　　此次去上海前，一些知青战友让我给他们家里带信，我知道“信”大家都能寄到家里，让我带信就是想让他（她）们的父母见到我，听到他们在黑龙江的情况，让父母放心。那时还没有实行探亲假，很多知青已经一、二年没回家了，家里的父母也时刻挂念远在数千公里外北大荒的孩子。那段时间我几乎放弃了休息日，近处知青家就利用中午或晚间去，稍远一些的就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去。一到知青家里，知青的爸爸妈妈就急切地问个不停，“孩子胖了、瘦了”，“吃的怎么样，住的好吗？”“干活累不累，都干些什么活？”“冬天冷吗？”尽管这些问题，爸爸妈妈可能早已从孩子的信中得知，但把我当成亲人和“领导”的父母们，还是要亲耳听一遍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说到想孩子，有的妈妈还会抹上几把眼泪，弄得我心里也酸溜溜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那时住的大都是里弄，有的邻居听说孩子的兵团“领导”来了，就会围上一帮人，看着我这个“小领导”，关切地问这问那。离开时父母们拉着手千叮咛万嘱咐，一直送出很远。

　　那时的上海虽然是大都市，有许多老建筑，但市民居住条件普遍紧张，有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阁楼，有的是简陋的平房，还有的是用木板和竹条钉成的棚厦，里面用布帘一挡，掀开布帘从板缝中就能看见外边的一切。屋里咳嗽一声外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文革又造成物质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票，但就是这样，我一到知青战友家，都要热情的留我吃饭，实在留不住，也会煮上一碗“荷包蛋”，非得让你吃下去。有一次我去二连一个女知青家，我记得她给我的地址是长寿路1059号，当时我就犯“嘀咕”，哪有这么长的街道，哈尔滨最多的门牌号就是一、二百号，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找到1059号，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小院，大门涂着深红色的油漆，有一个宽敞的院落，种着一些花草，迎面是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那样的房子现在上海恐怕已见不到了。

　　在上海期间，我带着五连指导员和连长的嘱托，特意去了一名上海知青家里，见到了他的父亲——一名上海产业工人。他当时穿着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工作服，我们聊了很多，从孩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了“文革”，学业荒废、无所事事，在弄堂里整天就是打打闹闹，做父亲的又疏于教育，惩罚多于循循善诱，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到了兵团后由于年纪小，淘气、任性，有时好搞个恶作剧，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干活还是可以的。我们相约共同负起责来，多鼓励孩子，给孩子温暖，让他感觉到父母的爱，组织的关心。临走老父亲写了一封虽然很短但凝结着父母深爱的信，让我带给他的孩子。回到连队我向五连领导做了汇报，又和这名战友进行了一次“深谈”，之后他有了一些变化，也算我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忙忙碌碌的接知青工作终于结束了，带着对大上海的眷恋，带着几十天上海经历给我的种种思考，带着战友家长的嘱托，带着一些家长给孩子们捎的大包小裹，我随第一批知青于5月14日从上海出发，返回北大荒。那天我又经历了一次撕心裂肺的离别，仿佛又回到1968年我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刻。站台上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行的人们，即将出发的知青与自己的亲人相拥在一起，母亲抱着儿子的肩膀，父亲握住女儿的手，哭泣着、交谈着、叮嘱着、安慰着，说不完的叮咛，道不尽的嘱托。当开车的铃声一响，车上车下顿时响起让人心碎的哭喊声，车轮转动了，送亲的人们喊着、叫着、躁动着，有的随着开动的列车奔跑着，就想多看一眼离家的孩子；一个个小小的车窗挤出几个挂满泪珠的稚嫩的脸庞，也 在 哭着、喊着向自己的亲人挥手告别。看着眼前这些比我小几岁的知青弟弟、妹妹们，看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送亲人们，我的眼睛 模 糊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劝慰着大家、安顿着大家。列车 越 开越快，一直向北、向北，跨过长江、黄河，越过崇山峻岭，把这些与我结为战友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带向远隔数千里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战天斗地、希望与磨难并存的北大荒生活，踏上了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