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知青运动

　　五四运动与知青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

　　梁育南

　　知青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上）

　　论题：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知青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知青运动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先驱者；知青运动任重而道远。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九十五年前的5月4日，中国爆发了由北大学生发起、全国学生广泛展开、发展成全国各阶层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针对的是世界一战帝国主义分赃损害中国的巴黎和会与当时的卖国政府、卖国贼，很明显反对的是压迫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带来的是什么呢？1939年5月，毛泽东写了《五四运动》的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在延安，当群众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曲时，毛泽东就加了一个“新”字，这首歌就变成了有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新”字就概括了五四运动给中国、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个“新”具体来说就是新思想、新革命、新社会。

　　新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主流思想从中国的先进分子发展开来，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一直到今天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准则。

　　新革命。随着五四运动，1921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转换为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又转化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五四运动发展开来，由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推翻了旧社会，建立起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建设着人民自己的新的社会生活，创造着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现正在推进现代化的最后实现，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彻底”“不妥协”就是和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告别旧的中国社会，从而形成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赢得中国这个国家的新生、社会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内里含的还是一个“新”字。这是中国由旧到新、由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伟大历史跨越，五四运动正是这伟大历史跨越的转折点，是中国走入新的现代社会的开端，是中国汇入现代世界大潮流、独立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开端，也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现代化硕果累累并得以畅往伟大的中国梦的开端。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的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全新东西，是民族强大起来持久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是迄今我们都引以骄傲自豪的中国的一切伟大建树和不可遏止的辉煌前景——从现实走向梦想——更理想更美好。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那么现在回头看去，五四运动将近五个“二十年”了，这个“进步”更无法诉说了，再过几十年，再经历一个百年，中国的发展会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呢，那更是无法想象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大的里程碑屹立在那里，划开了新旧的中国，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中国从此跃上了现代化的美好远大进程，中华民族也更加发扬光大、辉煌灿烂。

　　知青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中）

　　这个上山下乡热潮跟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说最高指示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这个指示和1955年那个按语是一致的，都是“到农村去”；又是有区别的，前者说“应当”“去”，后者说“动员”“去”，程度、范围都不一样了，前者重在思想觉悟，后者重在实际工作。关于下乡人员，前者是“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是越多越好，尽量多下去；后者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动员”，基本是在校毕业学生的“一窝端”。关于下乡人员的命名，前者是“知识分子”，这个不是专有的知识属性的名词，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特定概念不同，是泛指有文化知识的人，这里具体为有知识的青年人；后者是“知识青年”，这个是特指这些有知识的青年，具体为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属于专有名词。这二者命名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前者的外延要扩大些，后者的人数众多而庞大。毛泽东在抗战中《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命名的提法“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于此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其中“学生青年”应指学校青年，知识青年应指社会青年，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这里面不乏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而多有造诣的社会“知识青年”放前也是有特定安排的。毛泽东1968年这个指示明确了这些下乡学生的含义，在这个特定的年代作用开来，固定下来。从此，“知青”就成为一个特定称呼，成为这一代人的代称，一直称呼到现在，并且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永远地称呼下去。

　　这里要说的是，从当时社会状况来看，“知识青年”的提法是有别于同时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军人（人民解放军）、商人（商业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标志着学生青年的身份转变，成为下乡的学生青年的专称，这个“知识青年”与“学生青年”同出一源，但明显照“学生青年”增加了新的含意和改换了活动领域，成为现代中国新的社会群体——新中国的大家庭又增加了新的社会成员。他们的前后代下乡的人是有的，由此也获得过新的称呼，如赵树理下乡创作被称为“农民作家”，甘祖昌将军下乡当农民被称为“农民将军”，其后也有徐本禹下乡任临时教师，但他们的身份没变，还是赵树理作家、甘祖昌将军、徐本禹大学生，并且他们的行为一般为特例，不具普遍性这样的代表性，由此也没有新的社会阶层或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也就是说，“知识青年”或简称“知青”这样的社会群体只有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产生，他们的前后代不具备这样的变化条件，因而先后不能产生出这样的社会群体。这样来说，“知识青年”或“知青”是中国走入现代社会、在新中国早期特定条件下一个独有的社会产物，而赋予这一代学生青年身上，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跌宕起伏、奇异特殊的历史活剧——知青运动。

　　知青发展为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那么这个社会群体有多大，知青的人数是多少呢？一个惯常的说法是一千七百万，还有些扩大开来，有说三千万的或再多。那么究竟有多少呢？没有统计，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来考察一下。一方面是农业生产，一方面是那时的青年学生，这就可以确定为知青。处在运动高潮时的学生，不论是大中小城市下乡的，还是在校或城里读书返乡的，不论是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的子女，比如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董必武的孙子，还是普通百姓的孩子，集体地一律地下乡，范围相当的广。另方面是大规模下乡的年限。我们来看高考，1966年停止高考，1977年末恢复高考，这么多年大量学校以毕业名义离校的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普遍的就是下乡，就是恢复了高考，下乡还在继续，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才停下来。那么到底下乡的有多少？还有当时教育程度虽然低，但是不上学的又很少。如此两相叠加，这个知青下乡的人数是特别巨大的，“一千七百万”是不够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个一千七百万数字呢？同时又会有多种不同数字而莫衷一是呢？我们想见得到，返乡的与就近下乡的主要自己负责自己，自己消化自己，星期天放假就近回家就能取得给养与缓解。这个应该是下乡的大多数。而大中城市远途奔涉、人地不熟的主要就得由国家掌握、政府操心、财政作以保障，个人与家庭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同时作为一项重大政策的提出，也需要重点从大中城市发动和落实，所谓以点带面，抓大放小，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这大概就是那个一千七百万数字的由来，当时重点抓的就是这个一千七百万。这个意义的知青是政策上的知青。所以知青从广义看是社会的知青，从狭义看是政策的知青。从社会意义角度看知青，得是狭义一千七百万的数倍。当时说全国七亿人口，那么知青这个数字用到“千万”是不够用的了，得改用“亿”这个数字，是这个现代社会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的一代人，可以称为知青一代人，或称为一代知青，简称“知青”。我们计算这个数字的时候，还应加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下乡以来十多年的知青先行者们，这个数字还应扩大。从这些数字来看，就很惊人，这么多青年人同时作用于这个国家，同时作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一种什么场景和结果呢？并且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

　　这个知青数量的比较合乎实际的估计是很重要的，可以准确地把握对知青和知青运动的认识，对知青和知青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评价，从而来准确地揭示知青和知青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产物所深深包含着的巨大价值，这一特殊产物的特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因为“一千七百万”的局部意义上的知青和知青运动与上“亿”的基本一代人的全局意义上的知青和知青运动是不能等同耳语的，量变决定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决定着我们看待知青和知青运动起码是程度上的特大差别，甚会某种性质意义上的判断改变。

　　知青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下）

　　处在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的知青，1967年开始运作，1968年大规模展开，连续三届的初中、高中的学生倾囊下乡，被称为“老三届”，以后一届届依次下乡，成为那时社会的常态。知青们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表现，革命的态度，落实在自身，以下乡为主，择业为辅，以响应号召为主，个人前途为辅，以献身劳动为主，自我命运为辅。所以，他们开始时的就业是不确定的，这段时间干这个，下段时间不定干什么，工作经常发生变动，经过了若干年由不确定择业再逐渐转变到确定择业方面去，如招工、参军、上学、返城等之后重新开始新的工作，才确定下来自己的职业。这就是说，他们青年时的经历形成了特殊状况，体现为从学生开始，到不确定择业，再到确定择业的人生不同层级过程。这和他们的前人、后人从学校出来、直接择业确定是不同的，明显多了一个层级。他们的前人、后人青年经历过这三个层级的人也有，但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不代表那时的整体人群，并且远没有他们这么深刻、长久，和他们这个不是一码事，属于个人产物，更多的体现个人行为、个人选择。知青们是一代人的特大社会群体，由当时社会特殊状况所形成的必然趋势，而导致的他们增生了的这三个层级的特殊择业过程，这是当时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也就有着普遍性的社会作用，也就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这样看来，知青们这个青年择业层级变化的多出是他们的一个共同“偏得”，是社会使之然也，完全是一种社会属性，那就必然产生共同的社会价值。那么，这个共同“偏得”的是什么呢？由此体现的共同价值是什么呢？——这就是由五四运动开创的毛泽东所总结出来并且指出提倡的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相结合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和道路。田间的艰苦劳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给了他们这些；社会的风雨兼程，与劳动人民的肝胆相照给了他们这些；反复的生活磨练，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给了他们这些。这么多年的切身实际经历，在知青们身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已经不单单和工农打成一片，也不仅仅是和工农相结合，而是知青们本身已经变成了农民，变成了工人，或者变成了工农的统一体。下乡中居多插队的在农村多年已经成为了农民，返城后大多数又成为了工人，可以说他们就是新时代的工农。至于下乡到农场、兵团（兵团前身是农场，以后又变回农场）的，除了兵团期间外加“兵团战士”称呼，一个统一的身份称“农工”，扩开就是农业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工会的组织形式，职工的社会身份，但挂个“农",地域为农村，户口为农业，工作也多样化，除了农活，还有基建、工厂、作坊等，为亦工亦农的组合体，这个本身就是工农的变化，“农工”的身份倒过来就是工农。下乡知青们的经济形式基本就是这么两类，分布在广大的农林牧副渔的领域里，进行着纵向的先农后工与横向的亦工亦农的个人身份的变化——当然，这还应包括返城后的变化或继续强化。这就是说，知青们正是由学生出来，首先奔赴农村，从不确定择业到确定择业，形成了自己由学生到农民、工人或工农身份的特殊转变；而后有些知青由此走向其他工作岗位，成为各条战线上出色的建设人才。这个变化的踏实有力，以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外国时直言不讳，很有底气地说：我当过农民（知青经历的农民）。这个“农民”的意义特别地大，存在于一切知青的骨子里，作用于当今的社会中，挥发在长远的时空里。知青们其本身这种身份的根本变化，使五四以来青年们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的进步的正确道路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质的提升，质的飞跃。就单从这一点来看，知青们可以骄傲地告慰于世人，他们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者和前代建设者的殷切希望，完全继承了他们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预言家说中国的后代要蜕化变质、改变方向，可是在知青这一代身上根本骨子里的东西坚持地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变的是更加完全彻底，展现的是革命进步、奋斗向上的特质。就单从这个意义上，知青们就可以回告他们的前人：他们问心无愧，他们青春不悔！

　　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运动的发展，到知青运动，形成了一代人的广大力量，参加的人数在历史上最多。知青运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掀起潮流，到1968年形成上山下乡的高潮，经历了十多年的蓄潮过程，其高潮阶段，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才告完结，转换为落潮，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和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相比，持续的时间最长。和工农相结合，给他们带来的自身根本特质的变化，又是历史上的变化最大。也就是说，知青运动创造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三个历史之最，并且都把这些推到了近乎极点的高度，而展现了三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极致，上演了一场五四运动以来最大规模、最长时间、最多改变的宏伟壮阔、深刻持久的青年运动。这三个青年运动的历史记录，怕是后人也是无法达到、无法打破的。知青运动继续了五四运动，并且把这样的青年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的高峰。知青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知青运动这些伟大的社会建树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