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忆与思考》一书写的序言

　　2013年11月7日，我接到毛德宝从大连打来的电话，说为纪念原旅大市首批知青下乡昭乌达盟40周年，写了十万字的《回忆与思考》，要我为其作序。我说：你能如实、客观地将这段经历写出来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我，与其说为该书作序，倒不如说是写点读后感。

　　我和毛德宝是同一时期的知青。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和千千万万稚嫩的学子一样离别了亲人和故土，响应国家号召到偏僻落后的农村、牧区及边疆开始了改天换地，改造自我的艰难岁月。所不同的他们是来自美丽的渤海之滨大连，我则是塞外小城赤峰本地的下乡知青，我们都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新农村的建设。

　　在中国长达二十几年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参与者有1800多万城镇知青。(一说6300万下乡回乡支边知青）为鼓励和稳定这千万知青大军，不同时期树立了一批批知青典型。中央一级媒体宣传为主的称为“国字号”，省级以下媒体宣传为主的称为“省字号”等。

　　毛德宝是1974年8月9日由王冬梅带领下到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克旗插队的旅大119名知青之一。毛德宝和沙河口区7所中学的40名同学，到了半农半牧地区的红光公社前进大队，组建了前进青年点。

　　做为旅大首批赴昭盟的4个青年点之一，20岁的毛德宝担任了第一任点长，下乡4个月时加入了党组织，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成为“省、盟字号”知青典型。

　　1969年至1979年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管辖，辽宁省提出“打农业翻身仗”“开发昭盟建设昭盟”，这样继京、津、沪知青自1968年到昭盟插队后，沈阳、大连、锦州、抚顺、阜新等地知青纷纷到昭盟插队。毛德宝自1974年8月下乡，3年零4个月后按政策招工回城。毛德宝的这本《回忆与思考》如实、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发生在克什克腾旗红光公社前进大队青年点的人和事。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知青群体，特殊的知青群体与祖国同命运.《回忆与思考》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令人难忘的历史画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群十七八岁的花季青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从旅大来到尚欠发达地区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农、牧区插队。新组建的青年点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分散在各生产小队的知青生活、劳动都遇到一些困难。辽宁省为加强对知青管理，推广了海城于官等地集中建大知青点或独立核算的青年队。昭乌达盟也在有条件的地方都将分散的小知青点集中起来建大点（或建独立核算的知青队），毛德宝所在的克旗红光公社前进大队前进青年点就是如此。

　　“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组建创业队，实行独立核算”，1975年生产粮食共计4.2万斤，留足了粮食、饲料和种子，自给率达到了一半，收获各种蔬菜5万斤，自给有余，还支援了兄弟青年点和其他单位。

　　1976年他们新房盖了25间，自己动手烧砖5.4万块，压瓦5000块，仅此一项，就收入4000多元。青年点宿舍房顶全部铺上了由同学们自己动手烧的红瓦，这一成果获得，对于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来讲，是再容易不过了，可对于这群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蓝的城市青年来讲则是十分艰难的。也正是这种艰苦的农村生活，使知青们形成了实事求是、不怕艰苦、努力改变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进而成为了中国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有力支持者。

　　独立核算的青年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成立了“十大员”、建立了图书室、组建了文艺队、创作了前进青年点自己的“创业队员之歌”、建立了《集体日记》、创办了《前进战报》。不仅如此，他们响应中央（73）26号文件，关于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成长”号召，组织“集体扎根”宣誓。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十分天真的举动，而在当时却是他们真实意愿的表达。“知青”们书写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正因为不可复制才得以如此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与思考》不能不说是对传承知青精神的一大贡献。八零后、九零后，只是从书本上、电视剧里了解知青。谈起知青他们说，“知青，不就是一群城里中学生没工作才到农村去劳动，在农村呆不下去又回城吗？”其实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当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动员全社会都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回忆与思考》就为我们展示了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来做知青工作的群像：

　　40颗火热心的知青群像,在《回忆与思考》里我又见到了那神交多年鲜活的面容----毛德宝陆炜、王月美、马宗春、裘云、赵龙义、张铭安、刘嘉平、刘维霞、郑恩军、杨贤礼、李林、史淑莲、孙德英、王东琳、张画一、来秀凤、卢永德、杨寿芝、王克胜、叶雅琴........；

　　知青带队干部群像，为做好知青工作知青下乡前所在的城市企事业单位向知青下乡地派出干部与知青“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瓦房店松树丝绸厂的丛满林师傅、金州纺织厂的朱天良、大连机床厂的赵玉博、大连柴油机厂的赫耀桢、张师傅、唐师傅等等。

　　“知青无小事”，当年的社队干部每每开会、议事，这是常说的一句话。因此。《回忆与思考》中自然出现了关爱知青成长的社队干部群像，大队党支部书记程宝祥、大队主任李忠奎等11名驻青年点的贫下中农老代表。

　　当年，除了党政领导、各级团委、知青办、工会妇联成了做好知青工作的重要部门，《回忆与思考》中自然出现了深入基层与知青实行“三同”的各级党政工团领导负责人群像，盟团委郭明伦、陶军（孙志军）王磊、高景隆、陈孝、盟知青办王汉卿、旗委书记张进、曹旺、旗团委李益民、李风兰、赵学熙、公社党委宋书记等等。

　　1974年8月27日至1977年4月16日，各级党委、团委、知青办、旅大的学校、家长、兄弟青年点的同学来前进青年点慰问、检查、指导工作和采访等，共计50多批次。

　　《回忆与思考》为我们展示的历史画面及群像只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某一方面的缩影，即便如此也能雄辩地证明知青的历史是我们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知青为共和国的初创探索和改革开放，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与共和国同命运的痕迹。《回忆与思考》虽是缩影，也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细化，但仍然值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读，更值得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读。

　　柴春泽

　　2014年3月6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