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云华先生>于建设

　　怀念高云华先生

　　于建设

　　高云华先生“无常”了。

　　这个消息是他的儿子高宏达君料理完他的后事，发短信告诉我的。我低头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没有回复短信。这一代人的事情，可能是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即使是写一长篇文章也无法说清楚这一代文化人的内心矛盾，所以我选择了沉默。

　　年前，李俊义君说要整理云华先生的文集，有一篇云华先生的手稿在我这里. 是评论我的两本散文集的文章，叫《心光独到》，要我转给他。我应允了，也答应写一篇纪念云华先生的文章。可是过完了一个年，我也没有写出只言片语。我是一直把云华先生的命运放到了我们本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

　　我认识云华先生，还是我刚刚大学毕业到赤峰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社会上倡导解放思想，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很多，我们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他那时有四十多岁，面庞清癯，已是满头银发，举止文雅，谈锋犀利，常常有石破天惊之语。那时我 在中共赤峰市委宣传部编辑一张叫《信息参考》的小报，印发量很大。一见面他就说: “你就是那张小报的编辑呀，办得挺好，品位挺高。特别是关于人才的文章，思想新锐，很有见地。”初出茅庐的我，工作得到了行家的肯定，不免心中升起几分快意。

　　尔后的岁月里，我陆续收到先生编辑的《红山文史》。关于老赤峰的掌故，多从这些资料中得到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八集，是我在敖汉旗政府工作时收到的。后来我曾经向他寻求过第一、第二集，他笑笑说实在不好寻找了。”他手头早已没有存书了。对于研究老赤峰的历史，特别是赤峰城的由来，《红山文史》是今人和后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云华先生为赤峰人留下的一笔重要的财富: 时至今日，书中的作者如焦世珉、李在洲、蔡景元、贾世谊、张式显等老先生多已离世。在恰当的时间窗口里，抢救性地保护了这样一批文化遗产，唯先生的眼光和文品才能做到。这样的八集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愈加显示出历史的光辉与价值。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一颗星能有多少光和热，当我们回望浩瀚的历史星空的时候，依然会有一颗并不耀眼的星星，告知来者，昭示后人。

　　二〇〇二年，我从敖汉旗旗长的岗位被莫名其妙地调到赤峰市文化局，常常 怀着“报国无门” 的一腔悲愤，一时无法改变自己十分糟糕的心情。夜卧听雨，晓坐观云，思考社会，反观人生。也是一个仲夏夜晚，我漫无目的地徜徉在步行街的阑珊灯火中，看见了云华先生也在大秧歌的锣鼓声中散步，握手一谈，他已有八分酒意，更是悲愤交加，近乎绝望。原来他已经被公示为赤峰市政协副主席，同样莫名其妙地未能就职。他握着我的手痛说内心的苦闷。我不由得心中苦笑:两个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在这里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我无论怎样劝解，他都不能自拔。于是我暗自思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其实我早有耳闻，他的生活是极不符合常规的。仕途多舛，心中窝火，起居无常，借酒浇愁，长此以往，会危及生命的。于是我幡然醒悟:是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危机，是文化人的社会定位出现了错乱。哪承想，这次见面，真的成了我和云华先生的最后诀别！

　　再后来，他真的从赤峰的土地上“蒸发”了。两三年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只是知道他已经迁居北京。李俊义君仍然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为他索要了我的两本散文集《走过从前》和《高原寻梦》。时过不久，我收到了云华先生的来信，说书巳经收到，十分感谢，并诉说他已经贫病交加，窘迫异常。这样一个刚直不阿、目空四海的读书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向我这个无甚私交的人求助的。我费尽心思考虑着帮助的办法，他是红山区的人，于是向毕国臣区长写信求助;我在敖汉旗工作期间，他曾经向旗博物馆捐赠过一批文物，于是写信给吉玉龙书记化缘。两位党政主官欣然允诺，帮助解决先生的燃眉之急。时至今日，我仍深深地感念两位领导的善举。

　　而后的日子里就是电话交往了。那是去年的清明节，我正在爬南山，他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地读完了我的两本书，还说对于这两本书，他是有了发言权的。他系统评论了我的文章，切中要害，指出不足，把我书中的不足之处全部用红蓝铅笔画下来了。还说有机会可以返给我，再版时可能会有一些用处。一直打到我的手机没电，乃止。尔后，他批注过的书，我一直没有见到，不知是否还在他的藏书中。

　　后来他几次说过自己收藏了一些“宝贝”，要我有机会一定到北京看一看，他打算捐赠给博物馆。时空交错，我多次到北京，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前去拜他。

　　自古以来，文人不得志，于是文学就兴旺。得志的文人常常忙于奉承: 剩下不得志的文人写诗词歌赋。最著名的不得志者是西汉的贾谊，即使是汉文帝的明君也不采纳他的建议。他指望汉文帝把朝中元老的一些政治主张通通改掉，结果受到群臣诽镑，皇上把他贬到了长沙=于是贾谊感伤不已，到湘江凭年仅三十三岁，即郁郁而终。今天我们翻读贾谊的《过秦论》，仍然令人灼目烫心，心驰神往。

　　后来还有个不得志的青年叫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屈贾谊于长沙”王勃二十七岁时，亦英年早逝。身为“初唐四杰”中最杰出的一员，他未能施展其抱负，他只能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感叹“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或许失意之人总是可以用时间流逝的观念去看待繁华无定，但却难平心中抑郁。

　　在任何一个人治社会，文人都要高唱主旋律，不然就要倒霉，贾谊如此，苏东坡亦如此，一次次惨遭贬谪。不过苏东坡的生命力比贾谊强，所以自认为心理承受力好；比贾谊剽悍，写了《贾谊论》，说贾谊“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过渡期的社会是让人难以选择的，各种角色均无以定位，一旦角色失了定 位，一切有无重量的人都可以漂浮和膨胀起来。读书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只能是一种幻想了 = “读书做官”实在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也仍然是时下文化人无法突变的文化基因。在这种价值体系面前，文化人极易造成人格分裂。做官还是当文人，是当代文化人的两难选择。如不读懂这一点，坚守文化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时下官场一系列的潜规则和显规则，使得当好官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官灵 以保值的易碎品，一时呼风唤雨，再要追慕升官发财，还想留下好的口碑.名传青史，简直比登天还难。其实这不是个人愿望、能力和人格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架构和政治文化问题。依照云华先生这样直言不讳、口心不二的性格，在时下的官场中也一定会处处碰壁的。云华先生可能就是在这个结点上，上了一个大当：无谓的愤世嫉俗变成了伤害自我的利器，满腔的经世济民演化成孤立自我的魔法：天与自己过不去，于己于人又有何益？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何不在这土地上掘一 小孔，，藉以自我呼吸。”这应该是先生身后留下的沉重反思！

　　文化人是社会的良知。无论他的一生怎样贫困潦倒、不谙时世，他终究会沉淀为社会的记忆。以往的理论总是把知识分子与社会比喻为毛皮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知识分子就沦为社会的附庸。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第一生产力和民族软实力的具体承担者。传统的社会中出现一个像样的文化人是不容易的，出现一个才华横溢、思想深 刻更像样一点的文化人，更是难上加难。所以社会对于文化人理应保持宽容和包 容，他们毕竟要比常人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言论。其实真正的文化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热血情怀！

　　云华先生学养深厚,做事我行我素；出口语惊四座，说话天马行空；为人真诚 善良，处世傲骨铮铮;为文特立独行，秉持魏晋风骨。历经“文革”的文化暴力，浪迹官场经年，一直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品与文品，在时下的人群中实在难以寻觅也。 呜呼丨

　　怀念云华先生，我总是想到贾谊。只不过他们的时代不同，影响不同罢了。据说毛泽东主席十分感叹贾谊,他老人家还写过《七绝&#8226;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异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二〇〇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写于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