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二）

第二部 知青岁月

　　一、志愿报名下乡

　　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也掀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学校、街道、里弄，各单位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的大妹志红在一九六八年的年底，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八五五军垦农场。志红到农场后不久，就给家里寄来好些照片，介绍了她在那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让家里放心。

　　从六九年年初起，学校利用"向毛主席献忠心"的形式，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要求人人表态。我又多次在班级召开的会议上表态，坚决上山下乡（当时的《红卫战报》还发表了我在班级里表态的照片）。二月初，首批报名下乡工作正式开始，下乡地点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当初好多同学都表态愿意下乡，但到真正报名的时候，很多同学（包括好些班级干部、团干部）却借口"身体不好""家庭困难""准备回老家插队"而不肯报名。最后我所在的新高二（2）班报名的男生就我一个。另有两名女生周丽丽和王玉兰，由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以后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小，也报名下乡到东北农村。

　　我报名下乡时身体还没有全好，肺结核病只是处于静止期。大妹刚去黑龙江不久(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到火车站送大妹走时，母亲哭的很伤心，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家里又要为我准备下乡的行李。父母弟妹都舍不得我到东北去插队。但我毕竟是家里的老大，已经是二十来岁的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又不好，父母把我养大到二十来岁，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挑重担谁来挑？按照当时上海的规定，我如果留在上海，弟弟妹妹就必然还有人要上山下乡。为我下乡的事情，母亲、祖母多次偷偷流泪。轻易不动感情的父亲，在一次吃午饭时也含着泪对我说："你身体不大好，家里舍不得你的东北去。你要走了，家里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今后你自己一切要多当心。"

　　二月十五日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到街道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户口从上海迁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又是在母亲的陪同下，凭着"上山下乡购物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商店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了二条棉花胎、一条线毯、一只帆布箱、两只热水瓶等。又付了三十元钱，从学校领回一套草绿色的棉衣棉裤、一顶草绿色的棉帽子及一双棉鞋。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家里能给我的确实很少，我全部的行李两手就可以提起。

　　在下乡前几天的一天下午，杨浦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吉林省珲春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姓康的军代表给即将到珲春县插队的我们作珲春县的情况介绍。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珲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革"开展情况、工农业生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他特别提到珲春县有个叫"防川"的地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反帝反修的最前哨"，实行军民联防，全民皆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快要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了。在那几天，我除了准备自己的行装外，分别到姑母家、"三角地阿姨"沈素珍家、邻居曹香侬阿姨、邻居施医生等道别。我还穿上发的草绿色的棉衣，在学校里与一些要好的同学拍了些照片。

　　在即将离开家的那些天，是最难过的日子。每天父母、祖母和弟弟妹妹心情都很沉重，因为我这个生过肺结核、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体重仅86斤的人，将到东北农村去当农民，要靠自己劳动挣工分来养活自己。而且一去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在东北。

　　二、 离别上海赴延边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是我离开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的日子。在离开家时，母亲硬塞给我十元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下午，学校来了一辆车子将我和行李接到了学校。到学校后领到了乘汽车证和乘火车证。这时我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珲春县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我们十六个初中、高中的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户长叫王宝发，是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级的同学。其他男知青是：陈伟国、陈德豪、蔡安石、黄德勤（都是68届的高中生）王富根、周照麟、黄德琪（老三届的初中生，是黄德勤的弟弟）、女知青都是68届的初中生，她们是：俞维珍、俞维珠（是姐妹俩）、张振东、沈佩珍、祝亚男、韩红艳、王琪媛（是王富根的妹妹）。我们乘火车的地点在彭浦车站。我们学校首批赴延边插队的有四十多名同学，杨浦区首批赴延边的共有一千名学生。下午四点来钟区里派出敞篷卡车将分散于各个学校的下乡的学生运到彭浦车站。我们乘坐的敞篷卡车缓慢地通过控江路、四平路开往彭浦车站，一路上受到被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的热烈欢送。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我乘坐的开往彭浦车站的敞蓬大卡车缓缓驶过四平路时，我突然听到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很久未见面、头发已经花白的小学时的班主任许老师！她认出了卡车上的我，并拼命地向我招手。此时我也一边招手一边大声地向许老师招手道别，一向不轻易流泪的我眼眶湿润了。

　　五点来钟到了彭浦车站，找到了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当时车站里相当混乱，挤满了人。母亲和弟弟卫红，二妹继红、小妹敬阳已经在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边等候。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不一会儿车站的喇叭大声催促大家上车，我们刚一上车，在还来不及与家人道别的情况下，火车便启动了。人群中一阵惊呼。在人们的大呼大叫中，火车开出一小段路后，不知何故又开回到原处。我们抓紧时间与家人道别，很快，火车又启动了，而且越开越快，这回是真的离开上海了。这时，车上车下是一片哭叫声。

　　与我同座位的是同一年级不是同班的同学陈德浩，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初中二年级的二位女同学沈佩珍和祝亚男。大家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中，这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响起："红卫兵小将们，全体起立，现在背诵老三段！"于是，大家来不及擦去眼泪，就站起来背诵"老三段"。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广播中得知苏联边防军在我国的黑龙江省珍宝岛与我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当时大家真可谓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真想立即飞到珍宝岛，与"苏修"决一死战。

　　从上海到图们市要三天三夜。我们每天吃的是发给的馒头、面包、酱菜之类，火车越朝北开，车厢里的温度就越低。火车一出山海关，车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冰天雪地。大家把发给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以及棉鞋都穿上了，还感到寒气袭人。火车到长春、延吉和图们市时，都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载歌载舞的热烈迎送。到达图们市时已经是傍晚，连续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大家的脚都有些浮肿，总算下了火车可以活动一下身体。当地安排我们到街道的饭店吃饭，尽管大家几天几夜都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吃过热饭热菜，人都很疲倦。但当时我们毕竟年轻，下了火车走动走动，人就显得精神了。在饭店里我们头一次吃到延边的"二米饭"（用大米和高粱米、或大米和玉米、大米和小米一起做的饭，有的饭里还放有一种叫芸豆的，相当好吃）和"酱木里"（一种酱汤，初次喝很不习惯）、朝鲜族的泡菜（品种很多，又酸又甜又辣，比较可口）、东北风味的"猪肉粉条炖酸菜"、朝鲜族的"明太鱼"等等。

　　吃好晚饭，有关部门又给我们每个知青发了一双棉胶鞋（当地人叫"王八鞋" ）这种鞋子的样子并不好看，但比较保暖，适合在雪地里行走，大家都换上了"王八鞋"。稍微休息了一下，大约在晚上九点来钟，我们这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便连夜乘坐几十辆公共汽车向珲春县城进发。从图们市到珲春县城，走的是盘山公路，由于是冬天，冰天雪地，又是在夜晚，开车相当危险。为了确保安全，汽车的轮胎上都箍上铁链，车速也比较慢。当到达珲春县城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来钟。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汽车开到县城的车站附近，我们又受到珲春县城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朝鲜族的群众还穿上民族服装，在雪地上跳起民族舞蹈欢迎我们，大家的精神又为之一振。

　　下车后，我们按照要去的公社和所在生产大队，分别被三个五个地安排到县城的居民家里休息和吃早饭。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安排在站前广场的一户朝鲜族的居民家，大家一进屋便都困的躺下便睡，一直到早上八点多钟被房东叫醒。朝鲜族的居民非常热情，他们家家户户都打"打糕"（一种用蒸熟的糯米放在专门的木头槽里用木锤打制的米糕。朝鲜族一般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打"打糕 ），做了不少的好菜，来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当时我们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向房东打听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他们告诉我们，离开这里还有六十多里，是个很小的地方。

　　吃过了早饭，我们又分别乘上公共汽车去插队的地方。汽车又在冰天雪地的盘山公路慢慢地开了三个来小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口停下了。司机对我们说"小盘岭到了"，并让我们下车卸行李。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一会儿来了一些穿黑色棉衣的人，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小八（盘）岭插队！"又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小盘岭大队的革命委员会的朴主任（朝鲜族，名字叫朴万吉）。还有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姓裴。停车的地方右边就是一间大茅草房，朴主任说，这就是你们集体户的住房，让大家往里搬行李。房子很简陋，原来这是大队的仓库，用土坯垒成，房顶上是用茅草苫的。房里南北二大间，铺着土炕，烧得相当热，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宿舍（朝鲜族的生活习惯：进屋就脱鞋上炕。）旁边各有一小间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行李房，房子中间的一大间是厨房，打了一口手压式的水井。草房外，当地群众给准备了一大堆的用着做饭的柴禾，还分别搭了二只简易厕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茅草房旁拥挤着好多好奇的朝鲜族的群众。几个四、五十岁的"阿妈妮"进屋为我们做午饭，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不一会儿，就为我们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午饭：打糕、土豆烧牛肉、红烧狍子肉，还有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明太鱼汤、"酱木里"，还有各种的朝鲜族酱菜，还有白酒、红酒和米酒等。朴主任等与我们一起吃饭，算是为我们接风。应当说，午饭很丰盛，但我们吃不惯，尤其是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及"酱木里"，大家都不敢吃。饭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便到四周去转转。小盘岭真，是名不虚传，两边都是高高的白雪皑皑的山岭，山岭慢慢变缓成为大大小小的丘陵，到县城的公路从丘陵中间通过，小盘岭仅有的十三户朝鲜族群众，便分散居住在大大小小的丘陵上。当天晚上，朴主任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战士小裴组织我们全体知青开会，向我们介绍小盘岭的"文革"和生产的情况，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朴主任还担任我们的贫下中农的户长。会上，大家还讨论和制定了集体户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制度。当晚，大家在暗淡的灯光下给家里写信。这天晚上，我们在东北的小山村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五日。

　　三、我在小盘岭的五个月

　　我在小盘岭的插队生活只有五个月。当年的八月一日我就离开小盘岭到向往已久的防川大队插队。这里谈谈我在小盘岭插队的一些情况。

　　小盘岭名为大队，其实只是个只有十三户朝鲜族人家、五、六十口人、二十来个劳动力、抬头见山，低头见沟的只有几十晌旱田的相当穷困的小生产队。

　　下乡的第二天，除了留二名女同学跟"阿妈妮"学做饭外，其余的便在一位朝鲜族社员的带领下上山割苕条、砍茅柴。北方的三月天气非常的冷，呼呼的西北风卷着纷飞的大雪，刮得人简直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走不多远每个人的身上便开始出汗，棉帽也有些戴不住了，但每个人的帽檐下、眉毛上、口罩上都结了一层冰霜。到了山上，大家都是气喘吁吁的，一双"王八鞋"成了二只大雪球。我们顶着寒风，踩着一尺多深的雪割苕条、砍茅柴，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大家手上戴的白手套磨破了，好几个人的手被镰刀割破了。汗水湿透了内衣，粘在身上真不是滋味。中午时分，那社员拣了一些枯树枝，在山坡上燃起一堆火，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将带来的冻得梆梆硬的玉米窝头放在火堆上烤着吃。没有水喝，就学着社员的样子抓把雪吃。我们连续二十多天上山劳动，备足了一年的烧柴。劳动结束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挂了"彩"，手变得相当粗糙，脚上的"王八鞋"也都彻底报销了。

　　刨粪、起圈是东北农村冬季的主要农活。到牛棚、猪圈、场园里用镐头刨与杂草、土块冻在一起的猪牛粪，需要体力，更需要技巧。社员们一镐头、几镐头下去可以刨起一大块，而我们几镐头、十几镐头下去只刨起一小块。尽管是寒冬腊月，我们男知青只穿条绒衣，仍都是干得汗流满面，粪渣、尿冻子还不时地崩到我们的脸上、嘴上和脖领里。十多天下来，累得连胳臂都抬不起来。晚上躺在炕上，人象散了架子似的。

　　下乡后的一个月，生产队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决定卖掉几头牛，要集体户派两名知青与一名社员一起将三头牛赶到珲春县城去。集体户经过讨论，让我和陈德豪去。我们俩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我们俩与一位社员冒着风雪，赶着三头牛，从早上八点来钟出发，步行六十多里，在傍晚赶到了县城。当晚我们住在这位社员的老乡家里。第一次在雪地里连续行走了六十多里路，人确实又冷又累，鞋也湿透了，老乡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住，帮助烤干鞋子。第二天将这三头牛卖掉后，我们便乘车回到了小盘岭。

　　东北的冬天相当寒冷，夜晚风大雪大，气温常常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好多知青的手上、脚上、耳朵上都生了冻疮，奇痒难忍，挠破了便溃烂，很长时间不愈。很长时间好多知青还水土不服（我也是如此）浑身痒，发疹子。当时的农村跳蚤、虱子多，一咬身上就起包，常使人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北国的春天姗姗来迟。当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盛开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开始了。队里没有拖拉机，翻地起垄全靠用老牛拉犁杖，送粪用牛车，施肥靠人工用铁锹撒，或用土篮子装上肥料用手抓了撒 。小盘岭的几十晌旱田分布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地里的石头甚多，大的如脸盆，小的也有拳头大小。当地的社员有"一块石头四两油"之说，地里石头虽多也从不拣走。种谷子、玉米、大豆时，在牛犁杖趟过的垄沟上，一条垄沟后面跟着四个人干活：第一个人在刚趟出的垄沟上用脚踩出印子，第二个人在印子里撒种子，第三个人用脚将土覆盖上，第四个人再用脚将土踩结实。为了防止人在垄沟上站立不稳和省力，除第二个人以外，其他三人都手持一根小木棍子当拐杖，这农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不一会儿，鞋子里袜子里便进了不少的沙土，又不能停下来收拾。垄沟七高八低，地里石头又多，人在垄沟上走就象扭秧歌，还得集中注意力，否则很容易跌倒。如此播种，每人每天少说要走三四十里的垄沟。十几天下来，大家的脚脖子都肿了，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解放鞋和袜子都磨破了。

　　六、七月份铲地，尤其是铲头遍谷子是最累人的。为了抢农时，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劳动，每人一条垄沟，弯腰橛腚用一把仅一尺来长的朝鲜族式的小锄头给谷子除草、间苗、松土。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长时间的弯腰劳动使人腰酸腿痛。此时此刻多想直起腰来歇一歇，但看到我们身边的社员一个个只顾埋头快铲，我们谁也不好意思直起腰来。东北的夏天气温最高时也有36-37度,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铲地，人就象放在蒸笼里蒸，玉米叶子还不断地划伤我们的手臂。

　　下乡的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品种有高粱米、玉米和少量的大米和面粉。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或用高粱米和玉米、少量大米混合做的"二米饭""三米饭"，用玉米面做的"锅贴"，还有用碎米烧的稀粥。我们还吃过当地社员用稗子米做的饭。第一次看到稗子米做的饭，我们还以为这是喂鸽子的饲料呢。

　　头一年，不少社队为知青准备的蔬菜不足。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数量不多的肉松、香肠、咸肉、豆瓣酱之类很快吃完，以后每天吃的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加上海带、山芋粉条做的汤。每人每月三两油，根本不够吃。尤其是四、五月时，知青普遍缺菜吃，当地的群众看不下去，有时给我们送点咸菜来，但集体户人多，每人几口就没了。后来，社员们带领我们到山上采集野菜（有小根蒜、橘梗之类）并帮助腌制成咸菜。但这种咸菜不能多吃，吃多了有毒，人会浮肿。

　　朝鲜族社员喝一种用黄豆制酱后烧成的"酱木里"（汤），据说很有营养。他们帮助集体户做酱、烧汤。他们还爱吃生大葱、生大蒜、生辣椒，逢年过节他们还吃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肉、生拌鱼之类， 还常常请男知青去"扎波朔"（朝鲜族语"吃"）。开始我们谁都不敢吃生鱼生肉之类，但经不起社员们的盛情，便硬着头皮吃上一小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朝鲜族社员一年四季习惯于喝从机井里压上来的凉水，据说喝凉水能败火、助消化，还可漱口。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喝凉水。

　　到农村后一切要自己动手。一男一女知青轮班做饭。做饭烧的是大灶头，烧的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来的柴禾。用大灶头做饭并不容易，开始都没有经验，柴禾烧了不少，但灶头不起火，还倒烟，呛的人直流眼泪。烧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焦糊。还是当地的朝鲜族"阿妈妮"手把手地指点，使我们学会了做饭。

　　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尽管洗得不那么干净，缝补的针脚七歪八斜。有时偷懒，衣服上、裤子上有破洞，干脆用伤筋膏贴上。被子脏了也自己拆洗，然后自己再缝上。朝鲜族有女主内，男主外，男人不做家务的风俗习惯。朝鲜族的女青年以及"阿妈妮"（妇女）"阿曼"（老太太）看到我们男知青大多自己动手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都感到惊奇。每当看到我们自己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时，她们都会抢着帮我们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使我们感到很不好意思。个别男知青有叫女知青帮忙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也有女知青主动帮助男知青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愿这样做。

　　生产队里没有浴室，冬天在集体户里洗澡简直是不可能。每天劳动后回到集体户，能用点热水擦擦身子就不错了。时间长了，与当地社员一样，好多知青的身上也长有虱子。天气转暖后，我们男知青便到河边、小溪边找个僻静处用河水溪水洗澡。顺便洗洗衣服。

　　到延边农村，我们住的基本上是朝鲜族的土坯房，睡的是炕。刚开始我们都不习惯，一是嫌进屋就得脱鞋，太麻烦。二是嫌睡炕太热，好出汗。但时间长了就知道，在东北农村，冬天非得睡炕，如果不睡炕，非得关节炎不可。

　　当时的农村都没有自来水，用的是手压式的机井。取水时先将一勺水倒入井头，然后快速按压铁手柄，水就被不断地压入井旁边的死鬼水缸里。不过，要压满一缸水也不容易，非得付出一把力气，远不象在城市里用自来水那么方便。

　　当时的农村大多没有象样的厕所，更没有抽水马桶之类的卫生设施。在猪圈旁边挖个坑，搁上两块踏板，四面树几根木杆，围上板皮子或草帘子，便算是很不错的厕所了。农村的简易厕所也不分男女，因此上厕所"方便"一定要留心，否则会相当尴尬。冬天上厕所动作要快，否则非把屁股冻麻木了不可。遇上闹肚子就麻烦了。在地里劳动，只能找机会就地"方便"，谁要是怕羞、讲究，那就得有本事硬憋着。

　　当时的农村相当多的地方不通电，小盘岭虽然通电，但经常停电。因此集体户里都要准备煤油灯。农村也没有电视机之类。我们收听广播用的是从上海家里带去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社员家里都按装有小喇叭，由县广播站转播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朝鲜语节目，我们都听不懂。晚上，大家点起煤油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信或"晚汇报"（当时一种每天必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形式，大家集体背诵毛主席的几段语录，再跳一段表示向毛主席献忠心的 "忠字舞"。每天早上也要这么搞，称为"早请示"。一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不久，全国性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之类现象才逐步消失）

　　冬天经常大雪封门，交通、通信中断，那时又没有那么多的电话，谁有急事要挂个长途电话，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公社，而且经常是挂不通。有时半个来月邮递员才送一次报纸和信，每当收到家里的平安家信，别提多高兴了。

　　在农村很少看到电影，公社的电影队要二、三个月才来一次。哪怕是冰天雪地，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一个大队放电影，邻近大队的社员都成群结队赶着来看。头戴棉帽，身穿棉大衣，脚穿"王八鞋"，坐在雪地里草堆上看电影（基本上是看过多次的"革命样板戏"或"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的电影）倒也别有风味。

　　当时的农村确实相当艰苦，好在自己下乡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自己在上海时也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总的来讲，自己能够坚持下来。我除了坚持正常地参加劳动以外，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群众和集体户的同学们服务，受到大家的欢迎。

　　四、几则知青笑话

　　我们初到东北的延边农村，闹出好些笑话，这里根据回忆写上几则。

　　（1）"硬撑"。初到延边农村，社队的干部曾经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当地朝鲜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要求我们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大致有：进屋要敲门，看人要问候，上炕要脱鞋，坐时、吃饭要盘腿，男女不同席，筷勺不乱放，给啥就吃啥，别人请客，你吃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等等。朝鲜族社员是相当好客的，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好事，总要请客，也常邀请男知青去吃喝。初到朝鲜族社员家作客，知青都是老老实实如同和尚打坐似地盘腿席地坐在炕上，吃饭时也是如此。尽管时间不长大家就感到腿痛脚麻，但谁也不敢叉开腿来。他们请我们吃打糕，但我们吃不几块便肚子饱了。但听说朝鲜族有客人吃得越多主人便越高兴的风俗习惯，明明吃不下，还一个个"硬撑"，直到肚子发涨。朝鲜族习惯：客人饭吃好了，将筷子、勺子等交叉放在桌子上即可。而我们不懂，饭吃好了仍将筷子插在打糕上，勺子仍放在汤碗里。社员以为我们还没有吃饱，又给我们端来了一碗碗"打糕"和"酱木里"，一再请我们 "扎波朔"。朝鲜族社员有饭后喝凉水的习惯，喝不喝，喝多少，都随意。我们不懂，将主人端来的凉水一饮而尽。主人又端来第二碗、第三碗凉水。结果大家吃了不少"打糕"，又喝了一肚子的凉水，好多知青拉肚子，这滋味也够受的。

　　（2）"出国旅游"。延边地区的一些社队与当时的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一些地方与朝鲜仅隔一条图们江。冬季，图们江封冻了，中、朝两国的汽车、拖拉机、牛车、马车、爬犁等都在江上行走，两岸的群众均可以在江面上刨冰打鱼溜冰玩耍，但未经批准不可以上对方国家的岸，违者作越境处理。下乡初期，在珲春县插队的数十名上海知青，抱着好奇的心理，过江上了对岸。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公路朝前走，看到了朝鲜的乡村、商店、饭店、电影院等，还到一些商店游览了一番。有的在一些商店想用人民币买点纪念品，但营业员没有理睬。有的还到朝鲜农民家要水喝。玩够了他们就从原路返回。如此"出国旅游"，当时竟无人过问。

　

　　在珲春工作期间，安主任不仅教我怎样写好文章，更是以自己模范的言行教我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他永远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有幸遇到这样的好干部、好领导、好老师，是人生的幸福，更是难得的缘分！

　　十三、 难忘知青办的老同事

　　在知青办工作的五年中，知青办发生过多次人员变动，尽管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但那几位可敬的老同事我至今忘不了。这里记述的是几位老同事的往事。

　　1、难忘崔昌范会计

　　一九七一年在我多次借调到知青办帮助工作时，结识了崔会计，他是朝鲜族，共产党员，当年四十五、六岁。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个子不高，但很精神，是个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工作的"大忙人"。

　　他待人热情。每次我一到知青办，他工作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让我坐下，又忙着为我倒开水，并问我在农村插队和上海父母的情况。对我是这样，对所有来知青办办事的插队干部、知青或知青的家长也都是这样。他对人总是笑眯眯的，耐心而诚恳，很少看到他生气。

　　他工作认真仔细。每次我借调到知青办，他都事先为我安排好宿舍，对宿舍里我要用的被褥、枕头、枕巾以及各种办公用品等都准备得好好的，连暖瓶里的开水都帮助打好，火炕都事先烧好，并准备了可以烧好多天的烧炕用的煤和引火柴，还为我提前买好了机关食堂的饭菜票。他担心我不大会烧炕，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告诉我烧炕的窍门，并一直叮嘱我千万小心煤气中毒。他还对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不用客气可随时向他提出来，他一定尽量帮助解决。我正式调到知青办工作时，也是他事先帮助打扫好宿舍的卫生，并帮我将行李搬进机关的宿舍。

　　他非常节俭。常年骑一辆既破又旧的自行车上下班，甚至骑它下乡。单位有公用的自行车，他从来不用。对公家的一根绳子、一根钉子、一个塑料袋子、一只旧纸板箱他都仔细地分类保管起来，舍不得扔掉。公家要用时才拿出来。一次，他到我的宿舍里看到我在新的稿纸上张贴报纸上发表的稿件，感到这是浪费纸张，他便到办公室的仓库里给我拿来几本已经报废不用但还比较新的账册，让我用它来张贴稿件（这几本账册我保留至今）。

　　一年四季，他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忙的。尤其有较长一段时间知青办直接负责发放全县知青集体户建房材料，并由他亲自掌管和发放。县委机关大院堆满了木材、钢材、水泥、钉子等建房物质，但堆放有序，整整齐齐。白天社队来拉建房物质的汽车、拖拉机在机关大院进进出出，相当频繁。崔会计的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但他毫无怨言。好多工作他都是在晚上到办公室里加班完成的。那时每当晚上九、十点钟，我在机关宿舍里，总能看到不远处的知青办办公室还亮着灯，那是崔会计在埋头工作。有时我到办公室去看他，劝他早点回家休息，他总是笑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临回家时，他还常到我的宿舍看我，问问我生活方面有啥困难需要帮助，看看我烧的炕有没有问题，再叮嘱我注意安全，小心煤气中毒。

　　他关心知青，乐于为知青排忧解难。作为知青办的会计，还负责一定的接待工作。每当有知青来上访时，他总是热情接待，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凡涉及到经济问题，只要是政策、条件允许的，能够帮助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或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耐心做好说服工作，需要请示领导的则仔细记录后向领导汇报。我还经常看到他自己掏钱给一些上访的知青买饭吃。

　　他公私分明，从不沾公家的便宜。由于较长一段时间知青办直接负责发放全县知青集体户建房材料，材料发放结束后，建房材料中的板皮、不够尺寸的钢筋、破损的水泥、砖头等堆得如一座小山，这些都是修理房屋、建家庭仓库等不可少的。好些机关干部向崔会计提出分掉算了，崔会计不同意。在请示有关领导批准后，才在部分确有需要的机关干部中作价处理，崔会计也在付钱后拿了自己的一份。其实他家的住房、仓库已经年久失修，很需要这些建房材料。

　　我成家后不久，知青办领导帮我在县广播站附近找了一处住房，崔会计又为我解决了盖仓库、菜窖用的板皮、砖头、钉子、铁丝，帮助我买来烧炕做饭用的煤炭及过冬吃的蔬菜。

　　他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妻子没有工作，家境比较困难，但他对女儿的学习和平时的教育抓的很紧。三个女儿读书成绩良好，对人彬彬有礼。由于他工作忙，在家的时间不多，没有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而他的三个女儿都很懂事，从小就很会帮助父母亲做家务事。

　　他的身体并不好，患有比较重的高血压病和胃病，还经常咳嗽感冒，但他很少请假休息，经常是带病上班。休息天也常常放弃休息到办公室上班。

　　一九七七年年一月我调动到英安公社党委工作。这年九月的一天，我接到知青办来的电话，告诉我崔会计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不幸去世了。我听后十分震惊，立即向单位请了假赶到崔会计的家。知青办的同事都在。崔会计的遗体已经停放在家里的一间小屋里，脸上盖着一块新毛巾。我进屋后，他的妻子轻轻掀开盖在丈夫脸上的新毛巾，让我再看看崔会计。我跪下恭恭敬敬地给崔会计磕了三个头。五年多来崔会计的一件件往事在我眼前闪过，我不禁流下眼泪。二天后县机关为崔会计举行追悼会，会后我和知青办以及崔会计的生前友好、亲朋好友一起护送崔会计的灵柩到珲春镇的北山，向尊敬的崔会计作最后的告别。

　　2、难忘冀副主任

　　冀副主任名永山，汉族，我到知青办工作时他也刚从县林业局调来，原先是担任干事，大约在二年后担任知青办副主任，主要负责知青建房的基建工作，那时他约三十七、八岁。

　　冀副主任虽然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但他毫无架子，仍然与他担任干事时一样，该干啥还是干啥，重的工作抢着干。那几年县机关大院堆满了各种建材，有的装卸工工作马虎，木料、水泥第卸下后没有堆放整齐就走了，冀副主任常常是二话不说就自己动手将木料、水泥等重新堆放得整整齐齐，经常看到他干得汗流浃背，却毫无怨言，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原先当过县林业局下属的林业工人，在一次装车劳动时，曾经被一根原木砸伤过右腿，腰也受过伤。虽然经过治疗，但仍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但他一干活就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

　　象知青办的其他同事一样，冀副主任平时对我也是很关心的，经常上我住的宿舍来看看我。家里做了点好吃的，也常常用饭盒给我带来。我多次与他一起下乡搞调查或蹲点劳动，他对工作是很认真的，蹲点劳动更是不怕苦，不怕累。一次我与他一起骑自行车到英安公社里化鹿场办事，在下午回来时我骑车过一个山坡时，由于山坡比较陡，我学骑车的时间不长，车技不好，自行车又突然刹车失灵，在快骑到坡下时，自行车翻了，我一下子被摔出三米多远，衣袖、裤腿被划破了好几处，手臂、脚上有好几处被山坡地上的碎石片划破出了血，幸好没有头着地，否则后果难讲。骑车在我前面、已经下坡的冀副主任见状立即下车回过来照顾我，他连连责备自己少叮嘱了我一句，没有让我推着自行车下坡，以至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用手帕帮我扎住一处伤口，又帮我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来到附近的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集体户的知青见我们来求援，十分热情地拿出保健箱，我用消毒水清洗了伤口，撒上消炎粉，再包扎好。一位女知青还到附近的一户社员家用缝纫机仔细地帮我缝补好划破的衣裤，我很感谢（这件事也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骑自行车、包括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能逞能！切记安全第一，切记珍惜生命和健康！）。

　　冀副主任是个爽快人，平时有啥说啥，对我身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他都善意地向我指出，如有时我在接待来上访的知青或家长时不够主动热情，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个性比较强，有时说话不大注意场合，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等，他经常以他自己的经历、工作中的教训提醒我，使我获益非浅。

　　冀副主任很关心我的成家，他曾经帮我物色过几个上海女知青，但因多种原因都没有成功。在我成家后，他也很关心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经常到我家来看看，帮助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事。

　　离开延边二十多年了，我与冀副主任失去了联系。不久前原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的曾毓淮老师告诉我，冀副主任退休多年，现在住在珲春市内，他来上海治过病。他还告诉我老冀家现在的电话。但我至今没有给他去电话，因为我如果去电话，他肯定要责怪我"好一个小阮！回到上海这么多年，把老朋友都忘了！"但我和妻子以后回珲春，一定要去看望他，让他当面责怪我吧！

　　3、难忘文书崔惠淑

　　我到知青办工作时，知青办的文书是位朝鲜族的男干部金风林，不久调来一位四十来岁的朝鲜族女干部崔惠淑，由她担任知青办的文书。

　　崔惠淑原来是延边地区的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曾经获得过"终身优秀排球运动健将"的荣誉称号，她退役后担任延边大学体育系的教师。她的丈夫李光洙当时是延边足球队外号叫"坦克"的著名运动员。"文革"中的1970年夫妇俩一起被下放到珲春县英安公社富民大队劳动。崔惠淑夫妇到大队后积极参加劳动，为当地的群众做好事，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崔惠淑曾多次被评为县和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

　　崔惠淑与其他的朝鲜族妇女一样，性格温柔脾气好，勤劳又朴素，能歌又善舞，很善解人意。更难得的是她不仅排球打得好，而且汉语讲得好，并能写一手好汉字（这也是她调到知青办工作的重要原因吧！）

　　崔惠淑到知青办工作后，几乎每天早来晚上，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泡开水等活她都包下来了。她的主要工作是接听电话、群众的来访接待、处理群众的来信、办公会议记录等，每天她的工作也是相当忙的，但是她工作有序，忙而不乱。对每一个来访人员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帮他们排忧解难，从没有发生过来访人员投诉的事。

　　崔惠淑把我当作是她的小弟弟似的关心和帮助我。我写稿往往求快而字迹潦草，字也写得不太好看，有的稿子由于作较大的修改，稿纸上划了好多修改的记号，而重新抄写又很费时间。一次我试探性地问她："崔阿兹妈妮，你能帮我抄抄稿子吗？"谁知她一口就答应了，还对我说："小阮，你有什么需要阿兹妈妮帮忙做的工作就说吧，不用客气。"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从此以后，我起草的好多稿子，都是经过崔阿兹妈妮的重新抄写后再送给有关领导审阅的。崔阿兹妈妮工作真是细心，我写得再潦草、修改再多的稿子，她都给抄写得整整齐齐，有时她发现我写的稿子里有错别字或不太通顺的地方，都及时向我指出，让我再作修改。

　　她和安主任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是我的婚姻介绍人之一。

　　一九七六年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崔惠淑夫妇要调回延边大学工作。知青办的全体同事到县照像馆照了一张集体照，并在珲春宾馆设宴欢送她。崔惠淑夫妇还在自己家设宴招待知青办的全体同事以感谢大家。

　　崔惠淑夫妇回延边大学后，我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我也多次联系过，但没有联系上。

　　十四、 我加入了党的队伍

　　没有共a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a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一切，也没有我的一切。作为一个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家庭的子弟，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做一名光荣的共a产党员，是我从小就产生的美好和神圣的愿望。

　　在我入团以后，尤其在上调到县知青办工作后，入党的要求就更强烈了。

　　我到知青办工作不久，就向组织上通过口头及书面提出了入党申请。大约在七二年的九、十月份的一天下午，知青办的全体党员（包括借调在知青办工作的下放干部党员）共十余人在我住的宿舍里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会议由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知青办党支部书记安主任主持。

　　会上，我首先向大家谈了对党的认识以及为什么要入党，再谈了自己学习和参加工作的简历和父母家庭的情况。接着由与会的党员表态。有几位党员发了言，大多是肯定我做得好的方面及提出一些希望，如希望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戒骄戒躁等，在大家发言结束后进行表决，安主任宣布：同意阮云宝同志入党的同志请举手！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举了手，这时我真是很激动。但是就在这时，有位我不太熟悉的借调到知青办工作的朝鲜族老同志发了言，他说"我不同意阮云宝入党，这个小青年比较傲气，我看还要好好锻炼和考察！"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知青办领导派他和一位司机开了一部吉普车到板石公社接正在那里参加农村工作队下乡的小阮回来搞材料工作，但他就是不肯回来，说是他现在参加了农村工作队，属于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管理，如果要回县里，必须经过县委学大寨办公室同意，由学大寨办公室通知本人才能回县里。我说车都来了你就回去吧，他就是不肯。我只好和司机一起返回县里。再和县委学大寨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同意后，我们再开了车子去接他，他才跟我们回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傲气的小青年！" - 他又说了一句。这时我仔细看看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老同志，也回想起发生在几个月前的这件事。事情确实和他讲的一样，但是我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的要求做的，自己并没有做错。我当时有些沉不住气举手要求解释，但是安主任向我摆摆手，没有让我当场解释。这时会议有些沉闷，已经举手同意发展我入党的同志都不再说什么。安主任这时说话了，他说："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小阮的入党申请已经通过了。但是刚才这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值得小阮好好思考。应当讲在这件事情上小阮没有做错，原则性很强，但是他缺乏灵活性，我们应当是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小阮参加机关的工作时间很短，他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很爱学习，工作也积极肯干，作风正派，生活朴素，这都是好的方面。但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小阮还缺乏工作经验，很需要继续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接受锻炼和考察，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我，同意这次暂时不批准他入党，再考察一段时间。希望知青办的党员同志继续关心和帮助小阮，更希望小阮同志不要泄气，保持优点，克服不足，争取早日加入党的队伍。"

　　会后，就在我的宿舍里，安主任与我谈了很久，他说，他在会上讲的话只是供我参考，希望我好好想一想。他说，入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更好地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接受群众的监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说，作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来讲，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要经得起委屈，甚至要经得起误解。时间能够说明一切，党最终会对一个人作出最公正的评价。他还给我讲了好些他自己在工作中曾经被人误解、受到委屈的事情，讲他自己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我听后很感动。我向安主任表示，作为一个迫切要求入党的青年，当然希望能够早日加入党的队伍，但自己确实与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还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还很需要锻炼，我愿意继续接受组织的帮助和考察，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安主任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

　　在这次会议后，我仍然回到板石公社的农村工作队，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在七三年的六月三十日，知青办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又在我的宿舍里召开有关我的入党审批会，仍然由安主任和知青办文书崔惠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通过规定的程序，我顺利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a产党的队伍。当大家向我表示祝贺时，我激动的流了泪。党啊，我终于成为您队伍中的一员，我决心继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a产党员，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十五、 组织为我介绍对象

　　男大当婚。我当然也是如此。这里谈谈我的恋爱婚姻史。

　　从小，除了自己的家人，我不善于接触女性。在上初中、高中时也是如此，很少也不善于与女同学交往，偶而与女同学说说话，也感到很腼腆。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其实回想起来，早在我上初中、高中时，也有个别有好感、暗地里喜欢的女同学，所谓暗地里喜欢，仅仅也就是愿意多看一眼，有时说几句话，也仅此而已。当时自己想的大多是如何好好读书，无暇考虑其他，而且学校也根本不允许学生谈情说爱。

　　下乡到珲春以后，尽管我成天与集体户的女知青们（都是与我同一学校的初中六七、六八届的学生）学习、劳动和生活在一起，但毕竟男女有别，我与女知青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从无任何亲密的接触。因此，女知青们都认为我很"清高"。我在小盘岭大队集体户时，大多数男知青的衣服、被子等脏了有女知青主动（或自己找女知青）帮助洗和缝，但没有一位女知青主动提出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根本不会去找女知青）。其实就是有人愿意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不会答应的，因为我怕麻烦别人，更怕引起别人的议论和误会。有几次我自己洗和缝被子，正好有朝鲜族的女青年到集体户串门，她们提出要帮我缝被子，我婉言谢绝。

　　到防川集体户后我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接触女知青、女社员的机会更多范围更大，但我仍然对女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与任何一位女知青（包括上海同一学校的女知青）和女社员有任何的亲密接触，更谈不上谈情说爱了。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下乡后不久，男女知青谈情说爱找"对象"就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就是在防川集体户，也有好几对，而当时我对这种现象很看不惯。

　　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开始摆在我的面前。我多次参加农村工作队，每到一个公社、大队，时间稍微一长，总有些干部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还没有。"就有人表示要为我介绍介绍。- 当然，这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每当这时，我只是笑笑，表示感谢。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婚姻问题不能不考虑。在知青办工作几年后，知青办和县妇联就有干部热心为我介绍对象，是与我一样从知青集体户上调到机关工作的上海女青年，介绍人说女方都表示愿意，但我却没有一点儿感觉，事情就此作罢。

　　坦白地说，我也曾经对原先在小盘岭大队、后来上调到县妇联的一位当地的朝鲜族女青年有那么点意思，后来托我比较熟悉的、她在密江公社工作的叔叔打听。后来他叔叔给我来信说，女方的母亲和奶奶都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我是上海知青，担心以后不在当地扎根会"飞"走，造成家庭离散。他建议我还是找上海的女青年。这事也就悄悄作罢。

　　我还看中过原先在镇郊公社当"赤脚医生"时到防川参观学习时认识、后来在县医院实习的一位上海女青年，后来托人打听，她以后要到国外的亲戚家去，不会在珲春安家，这事也作罢。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在我年近二十七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时，知青办的安主任十分关心，他让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来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还动员隔壁县妇联办公室的干部也来帮我物色对象。当时我正参加县路线教育工作队，与县法院的姜善模院长一起在春化公社的草帽顶子大队蹲点。

　　四月的一天我回县里休息，县妇联年轻的朝鲜族女干部金玉子来到我的宿舍，她是来向我介绍对象的，是她很熟悉的在县土产公司门市部担任组长的上海女知青邵明华。她一说起，我也想起到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买东西时，曾经看到过一名个子不高、但眼睛大大长的比较秀气、对人相当热情的上海女青年，我还在她手上买过土特产，换过零钱。她还说，我把你的情况向她介绍了，她答应和你见见面，如果你同意，晚上七点到我家来吧。事情来得很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出于对金玉子的热情关心的尊重，我答应晚上到她家和这位女青年见见面。

　　当晚我准时来到金玉子家，邵明华已经在她家的小客屋等候。金玉子向她介绍了我，邵明华很客气向我问好。金玉子为我们泡了茶水，关上小客屋的门，让我们好好谈谈。初次与女青年单独交谈，我有些拘束，好在她倒还落落大方，问了我和我家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她也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两人相互之间有了些了解。大约也就半个来小时，她提出让我到她住的单位的单身宿舍去看看，我同意了。这样，我们向金玉子告别，她领着我到了县土产公司的她的宿舍。宿舍比较大，大约有二十来个平方，共住两人。宿舍相当整洁，她住的炕的右边放着箱子，里面靠墙搭着一排木架，上面还摆放着一台崭新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宿舍的走道一边放着写字台，上面有小台灯，还整整齐齐地摆着好些书。另外一位女青年也是上海知青，姓王，男朋友在外地。她见我们来打了个招呼便知趣地离开了。我在她的宿舍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大家又谈了些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我看天色已晚，便向她告辞，她很客气地将我送出公司宿舍的大门。

　　与她有了第一次接触，我对她的总体印象还不错，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生于五一年九月（比我小三岁半）籍贯是浙江省的鄞县。她父亲在上海虹口区的某工商银行里工作，母亲是街道居委的干部，她有姐弟共四人，她排行老二，是上海广中中学六七届的初中生，也是与我同年同月不同日（她是在六九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到珲春县英安公社英安十队插队的。她告诉我，原来她的父母已经给她联系好，托一远房亲戚让她到上海崇明县的东风农场插队，父母将她的户口也迁到了东风农场，但她不同意去上海附近的东风农场，而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到远离上海、条件相当艰苦的东北珲春县插队，并将户口迁到了珲春县。她在七一年一月就上调到县百货公司三商店工作，不久就担任了营业班长。七三年九月担任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主任。在插队时曾经被评为"五好知青"。在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县商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她还被选为十届团县委委员，参加过团自治州的团代会，被选为州团代会的后补委员。论相貌、人品等我都满意，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个子矮了些。找对象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说实话当时我有些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的下午金玉子又来找我，问我究竟怎么想。我说其他都满意，就是对方个子太矮，还拿不定注意。金玉子讲，找对象最关键的是对方的人品是否好，相貌、个头都在其次。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不足的地方，如果真看上她，对她有意思，个子矮点没有什么关系的。她还以她自己为例说，我的个子也不高，结婚后不也都很好吗，并没有什么影响。这时我提出再听听安主任的意见，金玉子又和我一起来到知青办，安主任和文书崔惠淑正好都在，安主任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问了我一些下乡蹲点的情况。我鼓起勇气与他说了金玉子向我介绍对象的事，安主任笑着对我说 ，这个事情金玉子早就跟他和崔惠淑都说过，我还专门让金玉子和崔惠淑去作过调查，这个女青年很不错，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上积极肯干很能吃苦，作风正派，生活简朴，很会过日子，脾气性格也好 ，人也长得可以，只是个子矮些。我们都认为她能够配得上你。我相信你如果有这么个对象，今后家庭不会不幸福。金玉子向你介绍她，也是我和崔惠淑的意思，你自己再考虑考虑吧。听了安主任的一番话，我完全明白，她是组织上关心爱护我，为我介绍的对象。我当即向他们表示，只要她真的愿意，我没有意见。安主任又讲，你年龄已经不小，这件事也要抓紧。还是要多接触了解对方，培养和建立感情，以后还要征求一下双方家长的意见，条件成熟了就可以考虑成家。他还叮嘱我，你参加农村工作队工作还没有结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因为谈朋友而影响工作。我向安主任表示，请组织放心，我知道该怎样做。

　　当晚我到了邵明华的宿舍，请她到我住的宿舍坐一坐，她很高兴地答应了。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向她表示愿意和她谈朋友，相互再多了解了解，她也表示愿意，让我平时多帮助帮助她。通过短时间的接触，我们相互增加了了解。

　　几天后我就返回春化公社，走时邵明华还特意到汽车站来送我。我到草帽顶子大队没几天，就收到她的来信，信里说能有机会接识我很高兴，愿意和我保持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她还说自己是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初中生，而你是高中生（其实我也是个高中没有毕业的高中生），又很能写文章，她很佩服。让我多多帮助她。在信里她称呼我为"云宝哥"，我在回信时，便称呼她为"明华妹"。就这样，在我到草帽顶子大队蹲点时，我们通过书信传递情感。在我回县城短暂休息时，不是我去她处就是她来我处相互谈谈心，增进了解，增进感情。我们向各自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事，并寄去了各自的相片。很快我们便收到双方父母的来信，都同意了我们的恋爱关系。

　　时间过得的很快，这年的年底，我们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并看望了双方的父母，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七六年的元旦我们决定回沪结婚，双方单位给开了同意结婚的证明，我们俩一起到珲春镇民政处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又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在我们乘坐从大连到上海的轮船上，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的心情很沉重，这天是七六年的一月八日。

　　当年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朴，只是到照相馆拍张照，由双方父母给我们准备一些新被褥，在双方父母的家里各准备了一、二桌家常便宴，请一些亲朋好友聚一聚，给亲朋好友和周围的邻居发些糖果，便算是办过婚礼了。我母亲还将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刻有"一帆风顺"字样的金戒指送给了明华。

　　回到珲春后，给双方单位的领导和要好同事发些糖果，就算是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刚回到珲春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仍然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后来经有关领导同意，明华搬到我的宿舍里。但是由于是机关的集体宿舍，生活方面还是很不方便的。安主任很关心我们，他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帮助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县广播站附近为我们联系解决了一套两室户的新住房。又由自己动手搭煤棚挖菜窖，在知青办同事的大力帮助下，在这年的七月我们搬进了新居。尽管住房离开我们双方单位都比较远，一到晚上周围缺少路灯，路也没有完全修好，上下班并不方便，但我们已经相当满足了。我们从内心感谢安主任以及双方单位的同事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十六、 痛失爱女

　　婚后不久妻子就有了身孕，想到我们就要当爸爸妈妈了，内心很是喜悦但又有些不安：毕竟我们都毫无经验，又是在东北，父母都不在身边。明华的父母多次来信让她回上海生孩子，我们也这样打算，但是这年的七月十六日唐山发生七、六级以上的大地震，明华此时已怀孕七个月，担心路途上不安全，最后决定不回上海了。双方的父母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还给我们寄来了红糖、桂圆以及小孩子穿的衣服、尿布等。

　　听说我们不准备回沪，这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关心，我们认识并比较熟悉的珲春镇妇幼保健站的金大夫多次为明华体检，认为她情况正常，并让她到时候就在镇妇幼保健站生产，金大夫愿意亲自为她接生，我们也同意了。

　　就在这年的九月底，组织部通知我工作调动，将调到英安公社党委担任党委宣传委员。安主任说，这是组织上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采取的措施。今后青年干部要提拔，必须到基层的公社锻炼。我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又担心妻子即将生产，无人照顾。安主任看出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放心地去，妻子生孩子的事情组织上会关心照顾的，有事情组织上会及时通知你。再说英安公社离开县城才十几里地，只要不下乡蹲点，你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安主任这样说了，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但就在我办理移交准备去报到时，十月四日上午明华即将临产，我急忙将她送进镇妇幼保健站。金大夫检查后说生产就是一、二天的事，让她住院待产。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经安主任与组织部商量，同意我暂不调动。我很感谢组织上对我的照顾。

　　得知明华即将生产，我们双方单位的多名女同事都热情地到镇妇幼保健站照料她。十月五日的傍晚 ，明华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孩。我们做爸爸妈妈了，我和明华都很高兴。经过商量，我们给女儿取了单名叫"莉"，小名叫莉莉。在镇妇幼保健站住了一周后便回到自己家里，单位还让我请假在家好好照顾妻子和孩子。我缺乏经验，又是双方单位的同事和热情的邻居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由于我家是新房子，第一年住人房屋里比较冷，热情的邻居让我妻子抱着女儿到他们家洗澡和换衣服）。我们及时给双方的父母去信告诉他们母女平安，他们很快来信表示放心，让我们多加保重。

　　女儿真是听话，吃饱了就睡，很少哭闹。她的头上曾经长出一些小红疙瘩，敷了些药膏后很快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女儿满月了。很快，又满二个月了。所有来我家看望的人都称赞女儿长得俊俏漂亮。女儿满月后我就上班了。女儿满二个月时明华也上班了。当时是冬天，明华单位没有建立托儿所（按照县里有关部门的规定，女职工多的单位必须建立托儿所，以方便职工）。单位只是在附近找了一户朝鲜族人家，请这家的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当保姆，照看本单位女职工的五个孩子。经明华单位同意，我们也将女儿交给这个老太太照看。每天早上上班时我们将女儿送到这老太太家，上午九时许、中午及下午三时许由明华去给孩子喂奶。傍晚下班时由我们将女儿领回家。

　　但是，一个多月后竟然发生了一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幸的事情：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这天正好是莉莉出生一百天。我和妻子讲好当天上午九时带她一起去珲春照相馆拍照留念。上班时是由我背着她，冒着风雪和妻子一起将她送到托儿所的。谁知道这个老太太既当孩子的保姆，又要做饭、喂猪、做缝纫机活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很不尽心。上午我女儿哭闹时，她随手将一条厚毛毯盖在正躺在小摇车里的我女儿的脸上，自己忙着做缝纫机活，结果上午九时许当明华去给女儿喂奶时，发现女儿窒息已经不行了，当时就哭得昏了过去。他们单位知道这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我，我立即放下手上正在写的一份材料，心急火燎地赶到那家。那家的老太太和她的丈夫哭着跪在地上求我们宽恕，说他们不是故意的，没有想到竟出了这样的事。我顾不上其他，抱着一线希望，急忙抱着女儿不顾雪大路滑奔向不远处的镇医院，明华在他们单位的几位女同事的搀扶下哭着紧跟在后面。一进镇医院我直奔急救室，闻讯赶来的医生立即对她进行抢救：给她吸氧气，打强心针，但已经无济于事，医生开出了死亡证明，万万没有想到来到人世才刚满一百天的女儿竟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明华抱着我痛哭，我也悲痛万分。同事们也都陪着我们流泪。同事们帮我们将莉莉抱回家放在炕上，给她揩了身子，换上新尿布，又将我母亲从上海寄来的一套新衣服给她换上。（这时大家都看到从我女儿的鼻孔里流出许多带血的白沫，这更证明女儿是窒息而死的）我含着泪最后一次为女儿洗了还带着她身体余温的尿布。想到妻子生孩子的不易，想到有了女儿后辛苦忙碌的一百个日日夜夜，想到女儿的诞生给我们、给双方的父母带来的欢乐，想到来到人世才一百天的女儿竟这样永远地离开了那么喜爱她的父母、那么关心她但还没有看见过她的公公婆婆和外公外婆，我们真是悲痛欲绝。公安局的同志也来了，问我们是否还需要对莉莉作尸检，以确定死因。我们讲死因已经很明确，保姆也承认是她将毛毯盖在莉莉的脸上造成孩子的窒息死亡。莉莉已经走了，我们不想再惊动她让她再受到痛苦。公安局的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按照当地的风俗，夭折孩子的遗体不能由父母来处理，而必须由老年人来处理。在我们的哭泣声中，明华单位的一位老职工用一捆稻草包上莉莉，由他冒着风雪将我们可怜的女儿送到珲春北山，埋在雪地里。女儿没了，同事们走了，我们顿时觉得屋里空荡荡冷清清的。看着女儿留下的衣物，想起可怜夭折的女儿，明华和我又禁不住流泪。

　　下午，安主任和明华单位的领导来到我家。安主任说，县里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这件事情，委托我们来慰问你们，还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要查明原因，吸取教训，严肃处理，并做好整改工作。你们失去了女儿很悲痛，我们的心情也一样，希望你们节哀保重身体。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希望发生的。但事情发生了只能正确对待。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个老太太也不是故意的，但她工作不认真，疏忽麻痹大意。事情发生后他们老俩口也很难过，后悔莫及，感到对不起你们。安主任还说，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你们还年轻，只要保重身体，今后还会有孩子的。明华单位的领导也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责任者。他还表示单位过去对办托儿所重视不够，在个人的家里办托儿所，找的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现在看来是很不合适的。这件事是惨痛的教训，单位一定要自己办托儿所，选择的保姆一定要年轻些，有工作责任心。他们还征求我们对处理这件事的意见和要求。领导的到来和给我们讲的话，使我们的情绪稳定了些。

　　由于明华正处在哺乳期，又是玉子的婆婆给她送来偏方，帮助她回乳。

　　第二天下午我和明华一起参加了由县公安局、县妇联和我们双方单位领导参加的事故分析调解会。县公安局同志认定我们的孩子是由于保姆将毯子盖在其口鼻处时间过长而造成窒息死亡，是一起人为的事故。县妇联的同志对明华所在单位女职工多而没有建立托儿所，在居民个人家办托儿所提出严肃的批评，要求尽快整改。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双方单位就事故处理拟定了三条意见；一、土产公司立即停办在居民个人家办的托儿所，着手建立自己的托儿所；二、任何单位都不准再聘用该肇事老太太当托儿所的保姆；三、阮云宝夫妇失去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同意他们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来回路费由土产公司给予报销，工资由双方单位照发。今后对邵明华的工作给予一定的照顾；四、阮云宝夫妇同意不再追究肇事保姆的刑事、民事责任。双方单位和我们在事故处理调解书上签了名。由于安主任做了工作，也考虑到维护民族团结，我和明华都顾全大局，十分理智和克制，使这起事故很快就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事发后我们没有立即回上海，明华留在家里休息，我还是调到英安公社党委上班。为了上下班方便些，经房管部门同意我们与住在县公安局家属院里的团县委书记严锡彬换了房子。尽管房子比较小，但我们上下班方便。只要不下乡，我基本上是早出晚归骑自行车上下班。休息天我经常带明华到街上走走。每当看到别人背着或抱着小女孩，明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又想起可怜的莉莉。明华休息几个月后就上班了。单位照顾她的身体，不再让她站柜台，而让她担任了公司仓库的保管员。

　　失去爱女使我们深感痛苦，在较长的时间里妻子也没有怀上孕。直到七七年的十月妻子才又怀孕，到七八年的八月二十五日我们的儿子国平在上海出世了，我们又有了孩子，这才真正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十七、 我们又有了孩子

　　一九七七年十月，妻子又怀孕了，我们很高兴，双方家里的老人、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为我们高兴。为了不出意外，我们决定过几个月后就回上海，让妻子在上海生孩子。

　　七八年的六月初，由于母亲不幸因工去世，我先回到了上海。在开母亲的追悼会前，我打电报让妻子回沪，这时她已经怀孕七个来月。在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妻子就留在上海她父母的家里待产。我在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也留在上海。我陪妻子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了几次身体，医生认为情况正常，让到时来医院生产。

　　原来医生预测妻子的产期在八月二十日前后，妻子在预产期前住进了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科病房。但直到二十五日的早晨妻子还没有生产的预兆。这天上午八时许医生查病房，发现我妻子腹中的孩子心跳很快，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是腹中的孩子被脐带缠绕，要立即施行剖腹产，并需要我签字同意手术。医院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我的岳父，岳父又赶到我家与我一起赶到医院。等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岳母等在手术室外，她告诉我们由于情况紧急，等不及家属签字，明华已经被送进手术间一个来小时了。大约在十二点十五分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小包出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喊"邵明华家属，是个弟弟！"我和岳父母立即迎上前去，迎接又来到人世的小生命--我们朝思暮想的孩子！孩子刚出娘胎，还没有洗澡，哭声也不大，左手上挂着一只小塑料片，护士抱着他去洗澡。又看到我们的孩子，我的眼睛湿润了。又过了约半个小时，明华被推出手术室送回妇产科病房休息。她神志清楚，但人显得很疲倦，手臂上还挂着输液瓶。我父亲和弟妹这时也都赶到医院来看望。明华产后几天发现有炎症，奶水也不多，医生建议在医院多住些天观察一下，给小孩喂牛奶。明华在医院住了约二周后才带着孩子回到我岳父母的家里。

　　由于要申报户口，给我们的孩子起什么名字呢？热心的岳父早有考虑，他说1978年是邓小平同志重新复出的一年，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就给孩子取名"国平"如何？我和明华都高兴地同意了。

　　在岳父母的仔细照料下，国平在一天天长大，明华的身体也很快康复。在国平满月后我就先返回珲春的单位上班。在国平约七、八个月时，明华也回珲春的单位上班，孩子则留在上海由岳父母帮助照看。

　　十八、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马名菊芳，她是浙江省黄岩县院桥马家村人，上海临解放时来到上海，由我的祖母作主与我父亲成了家。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明、贤惠、俭朴的妇女。她有一手绣花、裁缝、编织、烹饪的技能。父亲长期忙于工作，也不太善于理财，是母亲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母亲精心赡养我们的祖母。尤为难得的是，二十多年她从未与祖母红过一次脸，在我们居住的公交新村传为美谈。

　　母亲原先没有文化，但她在我们子女的帮助下，通过学识字课本认识了不少的字。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她曾经到五角场的某冶金仓库工作，每天工资仅八角钱。为节省每天来回一角钱的车费，上下班都是步行，中午自己带饭。有时单位里发了一点好吃的，哪怕是几颗糖，她都舍不得自己吃，带回家分给我们。几年后因国家搞经济调整，冶金仓库要裁减人员，尽管家庭很困难，母亲还是主动下了岗。

　　母亲任劳任怨，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料理家务，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由于我的过失，造成二弟的受伤生病。从二弟受伤生病直到夭折的几个月里，可以想象母亲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从小我患有皮肤搔痒症，为了让我安睡，是母亲彻夜不眠为我轻轻地挠痒。我自幼身弱多病，经常感冒、咳嗽、发烧，是母亲一直辛勤地照顾我。我自幼怕腥，不吃河鱼，是母亲想方设法为我调剂伙食。二妹小时候得过"猩红热"，病情凶险，是母亲日夜辛勤照料，才使她转危为安。在我读初中三年级时不幸患了肺结核病而休学在家时，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母亲想方设法筹钱为我治疗，千方百计地为我增加营养，使我尽快康复。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穿新衣，她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毛衣。在我们五个子女都上学读书，三个子女先后患过肺结核，三个子女又先后下乡到东北的情况下，母亲和父亲一起把我们五个子女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文革"中，我们五个子女中有四个到外地"大串联"。汽车一场两派搞武斗，父亲也被多次揪斗。他还被派到北京为"红卫兵"开了半年多的车。母亲为我们一家的安全日夜担忧。母亲以后又被安排到场里当汽车清洁工，尽管一年四季上的都是夜班，每天的工资仅一元钱，但她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勤勤恳恳地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位好母亲，她走得竟是如此的悲惨与匆忙：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的八时许，天下着雷雨，由于场里一名修理工在修车时没有严格按照安全规范办事，忘了在被修车辆前挂红灯，结果在试验离合器时将正拎着水桶从车前经过的我母亲撞倒在地，母亲未留下一句话就匆忙地走了，她离开我们时才五十四岁！当晚，暴雨如注，雷声不停。就在这天的下午，母亲还和来探家的大妹和她的女儿一起照了相。这天晚上上班时，她走到半路上又返回家里为大妹的女儿换了尿布。谁能想到这就是母亲与我们的诀别！母亲因工去世后，我们还在东北工作，弟妹都不敢直接将真相告诉我，在电报里说"母亲病重，速回"，我急忙请假回沪。在走出老北站时，来接我的弟妹哭泣着告诉我真相。我又急忙打电报让已经怀孕七个来月的妻子明华赶回上海。

　　母亲她把全部的爱给了我的父亲、祖母和我们五个子女。母亲长期患有头晕病（美尼而氏症），发病时头晕目眩、呕吐，晚上还经常说梦话。但考虑到家庭的困难，母亲都没有上医院好好检查治疗过。

　　我和大妹、弟弟曾经长期在东北下乡，参加工作后也不能保证年年回上海探亲。每当我们回沪探亲时，父母亲是那么的高兴。尤其是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和女友回沪探亲结婚时，母亲把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名为"一帆风顺"的金戒指送给了我的妻子、她的大媳妇。一年后当她得知我妻子怀孕时，母亲特地给我们寄来小孩穿的衣服和红糖桂园。我们的第一个小孩不幸因故夭折时，母亲知道后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的儿子是在我母亲去世的三个月后由妻子剖腹产生下的，但母亲没有福气看到她的孙子。我们子女对母亲、父亲都怀有深深的爱，都想今后能有机会报答我们可敬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但老天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母亲因工去世后，汽车一场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场领导对母亲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代表家人致辞，向与会的领导、亲朋好友和母亲生前的同事表示感谢，向敬爱的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在向母亲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时，我们子女和亲朋好友个个泪流满面，祖母更是悲痛欲绝。我和大妹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尽管是炎热的夏天，父亲的手是冰凉的。二天后我和大妹、弟弟陪同父亲到殡仪馆取出母亲的骨灰，将它存放于殡仪馆内的寄存室里。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和大妹、弟弟曾陪同父亲回原籍浙江黄岩的老家散散心，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内心是很高兴的。我们尽管只在老家待了四天，但陪同父亲走访了好多父老乡亲，还专门去看望了我们从未谋面年迈的外婆和我母亲的姐姐。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在我们的祖母去世后，已经退休的父亲又一次一个人回到老家。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这次回老家是为我母亲和祖母买墓地，也为自己百年后的叶落归根作安排）

　　几年后由父亲和大妹把母亲和祖母的骨灰送回乡下，安葬于祖辈的坟地里。（附注：父亲去世后，在一九九四年的清明前，由大妹和大弟代表我们子女又回到乡下，在乡亲朋好友的理解和大力协助下，将母亲的骨灰起出又带回上海，与父亲的骨灰一起安葬于位于宝山罗泾的宝罗瞑园，实现了父母生前"生不同时死同穴"的心愿。）

　　时间过去了二十七年，一切都好象还在昨天。我常常在想，如果母亲能够健在该多好！儿欲孝而父母不在，这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们永远难忘您--敬爱的母亲！

　　十九、我的岳父和岳母

　　我的岳父母现在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平时有些小毛小病，但身体还算健康。

　　岳父邵文隆，生于1922年4月14日，是浙江省宁波市姜陇乡滕园村人，他出生于农家，曾读过五年小学，1937年到上海信大花号（棉花行）当学徒，通过上夜校补习文化，后考入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学习。上海解放时参加工会组织的学习培训，于1951年通过考试被录用，分配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1952年即提拔为行政20级干部，并担任区办综合组组长。1954年到苏州银行干校学习信贷会计。以后曾因患肺结核病两次住院疗养达一年九个月，得到组织的关心和照顾。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七年，二次评为先进个人。1958年调到虹口区人民银行工作。期间曾下放到奉贤东门港农场干校和长兴岛农场劳动二年半。1976年获得会计师职称，协助单位带训业务骨干20多名。由于爱岗敬业，业务过硬，工作成绩突出，二次被推荐参加市分行、市总工会组织的疗休，1982、1983年被评为区金融红旗手，提拔为行政18级。1984年6月光荣退休，获得国家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颁发的从事金融工作30年荣誉证书。退休后先后被上海江湾五角场镇政府和虹口区川北信用社聘用为财务会计，直到1994年才回家安度晚年。

　　岳母方彩玲，生于1924年11月25日，是浙江省宁波市梅墟镇河泗汇村人，她生于农家，1933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43年底与邵文隆结婚，于1945年到上海居住。1958年被里弄推荐为虹口区同心街道何家宅居委会干部，工作到1980年退休。现在家料理家务。其勤劳俭朴，热心助人，长期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我们的儿子国平和我妻子大弟明璋的女儿邵芬基本上是岳父、岳母帮助领养大的）,在社区堪称模范！

　　岳父、岳母都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模范。他们含辛茹苦地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在"文革"期间积极支持三个子女到外地插队伍工作（大女儿明珠到安徽旌德县的上海仪表局"三线厂"工作，二女儿明华到吉林省珲春县插队，大儿子明璋到安徽省某农场插队，他们都在外地成家。多年后明珠一家由于单位撤消，他们才回到上海，我们在1982年调动到位于安徽省朗溪县的上海的劳改单位-白茅岭农场工作，而明璋还在外地）,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过的真快，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更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我祝愿九泉之下的父母安息，更祝愿年已八旬的岳父母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二十、在英安公社工作的日子里

　　一九七七年二月下旬，我调到英安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党委的宣传委员。到七九年一月我又调到县广播局工作，在英安公社工作了整整二年。

　　刚到公社报到，我就受到党委领导赵德鲁书记，文鹤然副书记以及公社其他干部的欢迎。赵书记、文副书记都知道我的女儿不幸夭折的事情，他们向我表示慰问，对我到公社工作表示欢迎，并向我介绍了公社的概况和党委的主要工作情况，并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公社帮助解决的。我讲没有别的困难，就是家属需要一定的照顾。赵书记说，党委规定公社的干部每人都联系包一个队，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党委决定让你和组织委员老金一起到公社附近的八二大队联系包队,你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另外你是党委的宣传委员，不能天天都蹲在八二大队，还要考虑做好全公社的宣传工作。我们公社长期缺少"笔杆子"，好多工作经验和先进事迹没有人来写，你来了希望你多多发挥自己的特长，将我公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上去。你如果在大队里写稿子不方便，可以随时回公社来写。总之，既要蹲好点包好队，也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

　　党委组织委员老金是位四十五、六岁的朝鲜族老同志，家就住在公社所在地的英安大队，今后我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又将一起到八二大队联系包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公社的组织工作概况以及八二大队的一些情况。他说，八二大队原先是个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大队，但是这几年大队班子有些软、懒、散，工作起色不大。另外有群众反映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某（是图们市的下乡知青）有生活作风问题。去查过几次没有结果。我们这次联系包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再作些调查，搞清这个副书记的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就要严肃处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在群众中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让他放手工作。

　　第二天我和老金就到了八二大队，大队党支部王书记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大队的主要工作情况，并安排我们与党支部一班人开了座谈会。老金和我向大家说明来意，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从这天起，除了公社通知开会，我大部分时间就和老金在大队里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还经常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中午就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几个月下来，我们对八二大队的班子情况和工作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查清了党支部副书记张某的生活作风问题。张某以"谈恋爱"为名，长期与多名当地女青年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在查处中态度很不老实。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上报公社党委审批。大队的班子作了调整，大队的工作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群众比较满意。

　　我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八二大队外，每周用一、二天的时间在公社开展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使公社的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一是我办起了公社的有线广播。公社在当年的八月组织一千多名青年民兵排涝治河，在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治河工地上办起了有线广播，通过广播鼓舞大家的斗志。以后我通过了解、采访和编排，由自己当播音员，不定期将公社方方面面的工作经验、新人新事等通过公社的有线广播进行宣传，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二是建立了公社的通讯员队伍。我多次在公社展开的会议上呼吁各大队和社直各单位向公社推荐思想品质好、有一定文字功夫的青年为公社的通讯员，从而建立起公社的通讯员队伍。我多次以自己多年来从事通讯报道的经验和体会，为通讯员们上课，进行写作方面的交流和培训，并请通讯员积极为公社广播站写稿，及时向县广播站和上级有关报刊推荐好稿；三是认真总结先进经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在公社工作期间，我除了帮助党委认真总结各方面工作的经验外，还经常到各大队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新人新事，积极宣传本公社方方面面的典型，还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我结合农村的工作写过几十篇各种稿件，分别为《吉林日报》《延边日报》《红色社员报》以及省、地的电台和县广播站采用，有的稿件还上了省报的头条，省报还发表了评论，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英安公社报纸上无名，广播里无声的现象。公社党委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

　　在英安公社二年的工作实践，也为我调到县广播局从事编辑、记者的职业，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打下了基础。

　　二十一、我调到县广播站工作

　　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在我调到英安公社党委担任宣传委员二年后，我又接到调县广播局有线广播站工作的调令。要离开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和这里的干部群众结下了一定感情的英安公社，内心总有些依依不舍。

　　得知我要调走，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其他干部既有些舍不得我走，又向我表示欢送。在临走的那天晚上，公社在食堂设宴为我饯行，公社干部都参加了宴会，赵书记、文副书记对我在公社工作期间的表现表示满意和感谢，希望我到新的工作岗位后，继续对英安公社的工作多加关心。我也向党委和全体干部对我在公社工作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不会忘记英安公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希望公社党委和公社的所有干部都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经常给县广播站投稿，让全县人民群众能经常听到和了解到英安公社的工作。

　　我到县广播站报到后，广播局的朴秉松局长接待了我，他对我到广播站工作表示欢迎，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广播局和有线广播站的工作：广播局由电视台和有线广播站两个部分组成。电视台主要是接受和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延边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有线广播站主要是接受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并自办本县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本县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每天各播出汉语和朝鲜语节目三次，每次各十五分钟。他告诉我我是从事编辑和记者的工作，并担任编播组的组长。我的任务是组织和团结编播组的全体同志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工作，我还要负责每天播出稿件的审稿，确保不发生差错，尤其是不能发生政治上的差错。有线广播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朴大松向我介绍了站里的工作，介绍了编播组的全体编辑和记者。连我在内编播组共六人，其中汉语、朝鲜语编辑兼记者各二人，汉语、朝鲜语播音员各一人，其中朝鲜语播音员是位朝鲜族的女同志。

　　我到编播组工作后，在朴大松同志的支持下，制定了编播组的工作纪律、编辑记者和播音员的岗位职责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如规定编辑记者和播音员要准时上下班，要积极参加政治业务的学习，有事外出要请假；编辑、记者要经常下基层采访，每人每周必须写出二份有一定质量的稿子在本站播出；编辑、记者的稿子在播出前要经过组长和站长的审阅，批准后才能播出；对所有播出的文字、文艺节目事先要认真审听，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基层通讯员的稿子要以宣传需要和稿子质量作为采用的标准，坚决杜绝"关系稿""人情稿"； 编辑、记者采写的稿子在本站采用，凡是在工作量以内的一律不支付稿费。编辑、记者向基层通讯员支付稿费要登记造册，并经过组长和站长的审核，等等。我还提出从我做起，要求大家都能认真按照工作纪律、岗位职责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办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操作，较好地改变了以往编播组个别人员纪律松懈、用"人情稿"等不良现象，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到新单位不久，我又担任了广播站的党支部书记。

　　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也是我在宣传报道工作方面取得比较多成绩的时期。在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我经常到农村、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和部门采访，先后有数百篇稿子为省、地的报社电台及县广播站采用，有的稿子还上了《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有的稿子获得省、地报社电台的奖励。一九八一年年底，我还被推荐评为吉林省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到省城长春参加了表彰大会。

　　二十二、曾毓淮老师帮助我们联系调动

　　这里，我特别还要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市赴吉林省上山下乡慰问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市法学会理事、法学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和律师的曾毓淮老师。

　　我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被借调的县知青办负责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时认识曾老师的，那时他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被抽调参加上海市赴吉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并担任副团长。慰问团由当时的市革委会派出，主要是协助当地的县知青办做好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教育和调研工作。赴珲春县的慰问团有四十来名来自上海教育、法律、医疗卫生、新闻出版、文艺等单位和部门的干部组成，这些干部集体长住在珲春县城，他们的集体宿舍就在县政府的后院里。曾老师是慰问团有名的"笔杆子"，我当时又负责知青刊物的编辑工作，于是和曾老师有相当多的交往。县里经常召开各种知青工作会议，我和曾老师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会议材料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我的有些稿件也是经他的修改、推荐而得以发表的。

　　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四队（又称分水岭生产队）的上海知青集体户曾经是县、地区和省的知青先进典型，当时这个集体户的知青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每个知青轮流写一篇学习毛著、向贫下中农找差距的"红哨兵日记"。日积月累有了上千篇。这是当时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锻炼成长的真实写照，对教育、鼓励广大知青扎根农村有一定的意义。在我负责编辑的知青刊物《广阔天地》上曾经选登过他们的部分日记。经曾老师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曹香侬编辑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专门出版了一本反映在珲春的上海知青劳动锻炼与生活的《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我也参加了该书的部分编辑工作。曾老师很热爱知青工作，他经常走访并生活在知青集体户，撰写并发表过许多有关知青的通讯报道，还写过相关的电影剧本。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曾老师调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专门负责冤假错案的复查。期间他多次和妻子老姜（退休干部）来到珲春，看望珲春县的各级领导，走访了许多上海知青的家庭，与许多上海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市劳改局和局属劳改农场的领导比较熟悉。一九八一年的下半年，曾老师又回珲春采写文章，顺便来看望知青办的同事，也见到了已经调到县广播局工作的我。分别多年又见到曾老师，我很高兴。在分别时曾老师突然问我"你们夫妻俩想不想调到上海的劳改农场工作？"我当时并不了解劳改农场，便向他打听有关劳改农场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说劳改农场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上海在安徽省的郎溪、广德县和宣城地区有两个劳改农场，一个叫白茅岭农场，一个叫军天湖农场，都是属于上海市劳改局管辖的单位。白茅岭农场离开上海市区也不远。他说他与白茅岭农场以及上海市劳改局的一些领导比较熟悉，农场也很需要能够写作的干部，如果你们愿意去，这里同意放的话，我可以帮助联系联系。我当即表示愿意去。第二天我便向已经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安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安主任表示，这里很需要年轻的汉族干部，但从长远看你们还是回南方工作好。你们可以先请曾老师帮助联系联系，如果确实能行，组织上可以出面帮助。有安主任的表态，我又向曾老师讲了安主任的意见，请他对此事多费心。曾老师表示回去后就帮助联系，有消息会及时告诉我们的。

　　八二年的三、四月，曾老师来了几封信，告诉我们事情在联系中，还比较顺利，并让我和妻子分别写一份个人的简历和一份为什么愿意到劳改农场工作的材料寄给他。我们按照曾老师的要求将这些材料写好并挂号寄去。不久，上海白茅岭农场的组织科给这里的组织部来函，要求这里将我们夫妻俩的正式商调信寄去。安主任知道这事后很关心，他亲自为我们起草了商调信，考虑到我妻子在单位里长期"以工代干"，可能影响调动，在征得县委分管领导和妻子单位的同意后，安主任亲自打报告向地区组织部申请了一个干部指标，顺利地解决了我妻子的干部身份。大约在七月份，这里的组织部接到了上海市劳改局组织部的调令，我们的工作调动成功了，我和妻子一起顺利地调往上海的白茅岭农场工作。这年的八月初我们离开了生活、工作了近十三年的珲春，来到了上海的白茅岭农场。我们回到上海后，曾老师到我们临时住的岳父母家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这是应该的，只是希望我们到农场后保重身体，好好工作。

　　从东北的珲春调动到南方的上海劳改农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历程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回到南方二十多年来，我和妻子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我们能够有今天的生活，要永远感谢曾老师当年帮助我们成功地调动了工作。

　　二十多年来，无论我们是在农场工作，还是在调到市内的周浦监狱工作后，我们始终与曾老师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往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真是亲如家人。

　　永远感谢您 -曾毓淮老师！

　　二十三、 惜别珲春

　　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县委组织部收到了我和明华的调令,我们将调到上海市劳改局所管辖的位于安徽省朗溪、广德县的白茅岭农场工作。当组织上正式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们既高兴,又感到依恋。高兴的是我们终于调回离上海不太远的属于上海劳改系统的单位工作，将便于照顾在上海的孩子和老人；感到依恋的是，我们毕竟在珲春生活、工作了十三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有我们留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有我们的欢笑，也有我们的泪水。有许多知青战友，也有不少一直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单位领导、同事和朋友，更有我们热爱的工作和事业。说句实话，如果不发生女儿莉莉不幸夭折和我母亲不幸因工去世这两件事，可以肯定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大会考虑调动的事，是能够比较安心地在珲春工作的。即使要调动，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对我们精神上的打击确实太大了。特别是我们又有了孩子后，岳父母说啥也不同意让孩子到珲春由我们带，而坚持让他留在上海他们的身边。考虑到岳父母年纪已经不小，我母亲因工去世后父亲已经孤身一人，都很需要子女的照顾。考虑到今后我们能够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便于看望和照顾老人，也考虑到我们也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年龄大了今后调动有一定的难度。出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尽管这里需要我们，我们对这里也有感情，但我们最终选择了调动。

　　我和明华的单位对我们将调走既表示祝贺，也表示舍不得我们走。在我们离开单位回家做搬家准备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在单位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很顺利的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工作。又有单位派人派车将我们的家具行李等运到图们火车站，帮助办好了托运手续。

　　即将离开珲春了。我们的住房也交还给了镇房管所。在离开珲春前的一周，我们吃住在单位同事、好友的家里。在我们临走前的几天，我和明华的单位分别设宴欢送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领导在讲话中对我们在珲春工作期间所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祝愿我们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不要忘记第二故乡的同事和朋友，有机会还回来看看。双方单位还分别向我们赠送了精美的日记本。我和明华在讲话中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并表示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努力工作，决不会忘记这里的领导和同事，决不会忘记第二个故乡珲春。

　　在离开珲春的前一天中午，安主任（安部长）特意在珲春宾馆设宴欢送我们，参加宴会的是原来县知青办所有的老同事。宴会上安主任及知青办的老同事们讲了许多惜别和祝愿的话，我和明华都十分激动，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饭后，安主任和他的妻子老金以及安主任的大儿子英男夫妇分别与我们照了相。当晚我们就住在安主任的家里，安主任一家又以朝鲜族家宴招待我们。要离开亲如家人的安主任和他的一家，此时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尽管有许多说不尽的知心话，但此时尽在不言中。平时很少喝酒的安主任和我这晚都喝了不少的酒。

　　第二天早晨吃好早饭后，安主任一家和双方单位的领导、部分同事又到珲春汽车站为我们送行。在一片"再见！""多多保重！""有机会还回来看看！"的欢送声中，我和明华含着热泪离开了生活、工作了十三年的珲春。

的很伤心，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家里又要为我准备下乡的行李。父母弟妹都舍不得我到东北去插队。但我毕竟是家里的老大，已经是二十来岁的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又不好，父母把我养大到二十来岁，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挑重担谁来挑？按照当时上海的规定，我如果留在上海，弟弟妹妹就必然还有人要上山下乡。为我下乡的事情，母亲、祖母多次偷偷流泪。轻易不动感情的父亲，在一次吃午饭时也含着泪对我说："你身体不大好，家里舍不得你的东北去。你要走了，家里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今后你自己一切要多当心。"

　　二月十五日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到街道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户口从上海迁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又是在母亲的陪同下，凭着"上山下乡购物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商店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了二条棉花胎、一条线毯、一只帆布箱、两只热水瓶等。又付了三十元钱，从学校领回一套草绿色的棉衣棉裤、一顶草绿色的棉帽子及一双棉鞋。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家里能给我的确实很少，我全部的行李两手就可以提起。

　　在下乡前几天的一天下午，杨浦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吉林省珲春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姓康的军代表给即将到珲春县插队的我们作珲春县的情况介绍。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珲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革"开展情况、工农业生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他特别提到珲春县有个叫"防川"的地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反帝反修的最前哨"，实行军民联防，全民皆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快要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了。在那几天，我除了准备自己的行装外，分别到姑母家、"三角地阿姨"沈素珍家、邻居曹香侬阿姨、邻居施医生等道别。我还穿上发的草绿色的棉衣，在学校里与一些要好的同学拍了些照片。

　　在即将离开家的那些天，是最难过的日子。每天父母、祖母和弟弟妹妹心情都很沉重，因为我这个生过肺结核、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体重仅86斤的人，将到东北农村去当农民，要靠自己劳动挣工分来养活自己。而且一去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在东北。

　　二、 离别上海赴延边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是我离开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的日子。在离开家时，母亲硬塞给我十元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下午，学校来了一辆车子将我和行李接到了学校。到学校后领到了乘汽车证和乘火车证。这时我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珲春县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我们十六个初中、高中的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户长叫王宝发，是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级的同学。其他男知青是：陈伟国、陈德豪、蔡安石、黄德勤（都是68届的高中生）王富根、周照麟、黄德琪（老三届的初中生，是黄德勤的弟弟）、女知青都是68届的初中生，她们是：俞维珍、俞维珠（是姐妹俩）、张振东、沈佩珍、祝亚男、韩红艳、王琪媛（是王富根的妹妹）。我们乘火车的地点在彭浦车站。我们学校首批赴延边插队的有四十多名同学，杨浦区首批赴延边的共有一千名学生。下午四点来钟区里派出敞篷卡车将分散于各个学校的下乡的学生运到彭浦车站。我们乘坐的敞篷卡车缓慢地通过控江路、四平路开往彭浦车站，一路上受到被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的热烈欢送。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我乘坐的开往彭浦车站的敞蓬大卡车缓缓驶过四平路时，我突然听到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很久未见面、头发已经花白的小学时的班主任许老师！她认出了卡车上的我，并拼命地向我招手。此时我也一边招手一边大声地向许老师招手道别，一向不轻易流泪的我眼眶湿润了。

　　五点来钟到了彭浦车站，找到了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当时车站里相当混乱，挤满了人。母亲和弟弟卫红，二妹继红、小妹敬阳已经在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边等候。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不一会儿车站的喇叭大声催促大家上车，我们刚一上车，在还来不及与家人道别的情况下，火车便启动了。人群中一阵惊呼。在人们的大呼大叫中，火车开出一小段路后，不知何故又开回到原处。我们抓紧时间与家人道别，很快，火车又启动了，而且越开越快，这回是真的离开上海了。这时，车上车下是一片哭叫声。

　　与我同座位的是同一年级不是同班的同学陈德浩，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初中二年级的二位女同学沈佩珍和祝亚男。大家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中，这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响起："红卫兵小将们，全体起立，现在背诵老三段！"于是，大家来不及擦去眼泪，就站起来背诵"老三段"。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广播中得知苏联边防军在我国的黑龙江省珍宝岛与我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当时大家真可谓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真想立即飞到珍宝岛，与"苏修"决一死战。

　　从上海到图们市要三天三夜。我们每天吃的是发给的馒头、面包、酱菜之类，火车越朝北开，车厢里的温度就越低。火车一出山海关，车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冰天雪地。大家把发给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以及棉鞋都穿上了，还感到寒气袭人。火车到长春、延吉和图们市时，都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载歌载舞的热烈迎送。到达图们市时已经是傍晚，连续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大家的脚都有些浮肿，总算下了火车可以活动一下身体。当地安排我们到街道的饭店吃饭，尽管大家几天几夜都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吃过热饭热菜，人都很疲倦。但当时我们毕竟年轻，下了火车走动走动，人就显得精神了。在饭店里我们头一次吃到延边的"二米饭"（用大米和高粱米、或大米和玉米、大米和小米一起做的饭，有的饭里还放有一种叫芸豆的，相当好吃）和"酱木里"（一种酱汤，初次喝很不习惯）、朝鲜族的泡菜（品种很多，又酸又甜又辣，比较可口）、东北风味的"猪肉粉条炖酸菜"、朝鲜族的"明太鱼"等等。

　吃好晚饭，有关部门又给我们每个知青发了一双棉胶鞋（当地人叫"王八鞋" ）这种鞋子的样子并不好看，但比较保暖，适合在雪地里行走，大家都换上了"王八鞋"。稍微休息了一下，大约在晚上九点来钟，我们这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便连夜乘坐几十辆公共汽车向珲春县城进发。从图们市到珲春县城，走的是盘山公路，由于是冬天，冰天雪地，又是在夜晚，开车相当危险。为了确保安全，汽车的轮胎上都箍上铁链，车速也比较慢。当到达珲春县城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来钟。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汽车开到县城的车站附近，我们又受到珲春县城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朝鲜族的群众还穿上民族服装，在雪地上跳起民族舞蹈欢迎我们，大家的精神又为之一振。

　　下车后，我们按照要去的公社和所在生产大队，分别被三个五个地安排到县城的居民家里休息和吃早饭。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安排在站前广场的一户朝鲜族的居民家，大家一进屋便都困的躺下便睡，一直到早上八点多钟被房东叫醒。朝鲜族的居民非常热情，他们家家户户都打"打糕"（一种用蒸熟的糯米放在专门的木头槽里用木锤打制的米糕。朝鲜族一般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打"打糕 ），做了不少的好菜，来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当时我们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向房东打听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他们告诉我们，离开这里还有六十多里，是个很小的地方。

　　吃过了早饭，我们又分别乘上公共汽车去插队的地方。汽车又在冰天雪地的盘山公路慢慢地开了三个来小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口停下了。司机对我们说"小盘岭到了"，并让我们下车卸行李。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一会儿来了一些穿黑色棉衣的人，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小八（盘）岭插队！"又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小盘岭大队的革命委员会的朴主任（朝鲜族，名字叫朴万吉）。还有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姓裴。停车的地方右边就是一间大茅草房，朴主任说，这就是你们集体户的住房，让大家往里搬行李。房子很简陋，原来这是大队的仓库，用土坯垒成，房顶上是用茅草苫的。房里南北二大间，铺着土炕，烧得相当热，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宿舍（朝鲜族的生活习惯：进屋就脱鞋上炕。）旁边各有一小间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行李房，房子中间的一大间是厨房，打了一口手压式的水井。草房外，当地群众给准备了一大堆的用着做饭的柴禾，还分别搭了二只简易厕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茅草房旁拥挤着好多好奇的朝鲜族的群众。几个四、五十岁的"阿妈妮"进屋为我们做午饭，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不一会儿，就为我们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午饭：打糕、土豆烧牛肉、红烧狍子肉，还有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明太鱼汤、"酱木里"，还有各种的朝鲜族酱菜，还有白酒、红酒和米酒等。朴主任等与我们一起吃饭，算是为我们接风。应当说，午饭很丰盛，但我们吃不惯，尤其是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及"酱木里"，大家都不敢吃。饭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便到四周去转转。小盘岭真，是名不虚传，两边都是高高的白雪皑皑的山岭，山岭慢慢变缓成为大大小小的丘陵，到县城的公路从丘陵中间通过，小盘岭仅有的十三户朝鲜族群众，便分散居住在大大小小的丘陵上。当天晚上，朴主任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战士小裴组织我们全体知青开会，向我们介绍小盘岭的"文革"和生产的情况，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朴主任还担任我们的贫下中农的户长。会上，大家还讨论和制定了集体户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制度。当晚，大家在暗淡的灯光下给家里写信。这天晚上，我们在东北的小山村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