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剧打破了哪些历史禁区

　　[摘要]华国锋、胡耀邦等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屏；粉碎“四人帮”，为刘少奇平反，回顾文革重创，恢复高考的重重障碍，知青问题，逃港青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深入。

　　伟人辞世之后，有血有肉的形象就渐渐坍缩成一个符号。这是他们的宿命。

　　音像难以留存的年代，这个过程是迅速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一旦同时代的人谢幕退场，毁誉即全盘操于史家之手，真相常被现实需求遮蔽。

　　今天，技术的进步使得历史人物即使离去，音容笑貌依然可见，可闻，可知，可感。符号化的过程大大减慢。人们想起邓小平，眼前还是会出现天安门广场上那条热情洋溢的横幅，回想起德国领导人向邓小平请教长寿窍门时他的笑谈：“我一向乐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当然，任何回忆都可能被指失真与刻意。不过，即使记忆失于片面，也应胜过彻底遗忘；即使所有的传播都要先通过时代的筛子，也总好过一片静默。人们看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评说昔日那些风云人物，既是对历史的追忆，也是对现实的观照——看看这个时代的筛子究竟是哪一种样式。

　　演员化妆情景

　　前前后后创作了5年之久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一登陆央视，就获得同时段全国第一的收视排名，每天有超过6000万人次收看。9月3日，该剧登陆东方卫视，继续创造收视热潮。

　　红色主旋律电视剧何以赢得大量观众的追看？在导演吴子牛看来，是因为该剧在拍摄伊始就定下了基调：第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色主旋律，而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第二，绝对不能把邓小平拍成“雕像”。总编剧龙平平更是把“引起社会关注”作为创作的重要导向，言称：“如果中国人对这部剧反应淡漠的话，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没本事，没写好，二是我们社会出问题了。”

　　哪些人群最关注《邓小平》？一部分当然是时代的同龄人，剧中的8年（1976-1984）也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另一部分，是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却能意识到那些旧时旧事都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的人。如龙平平所言：“如果不是邓小平，你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轨迹。”

　　追昔，不只是缅怀，更是为了抚今。

　　打破了哪些禁区？

　　《邓小平》播出后，引起的第一波巨大反响，与“打破禁区”、“脱敏”不无关系。有媒体指出：“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亦盛传，该剧仅仅是送给各级领导审查的光盘，就超过了1万张。

　　导演吴子牛给《新民周刊》解释了“1万张光盘”的去处：“48集电视剧有48张碟，由于内容特殊，这部剧走的审查流程要比一般的多，比如涉及外交的部分要送到外交部，涉及港澳台的部分要送到港澳办、台办，其他还有党史研究室、重大办、中宣部、广电总局……”一圈兜下来，再乘以48，送出去的碟数就比较惊人了。

　　不过，按照龙平平的说法，“从中央，到各个审查部门，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出过难题，对我们只有支持，没有任何的责难。”观众对“禁区”猎奇式的探望，让龙平平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什么叫‘脱敏’？哪里来的‘禁区’？我在编剧的时候没有人通知我哪个能写哪个不能写。”但他同时也承认：“我干了这么多年，知道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诚如龙平平所言：“敏感不敏感，关键看立场和分寸。”而《邓小平》选择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担任总编剧，已经确保了剧本应该具备的分寸感和尺度。吴子牛说他在接到剧本的时候很兴奋：“这次有中央文献专家指导，创作可以比较自由。”经过重重审查、推敲，最终交到他手里的剧本，“还能够这么写，是很大的进步”。

　　所谓“还能够这么写”，也就是后来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解禁”——华国锋、胡耀邦、汪东兴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屏，而且与许多重要情节相关，并非一闪而过；粉碎“四人帮”，高层政治斗争，为刘少奇平反，回顾“文革”重创，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高考的重重障碍，知青问题，逃港青年，重新打开改革局面的千难万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深入。

　　而《邓小平》能够在今时今日打破所谓的禁区，在吴子牛看来，是“时代在变化，政治在进步”的结果。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禁区一说越来越名不副实。

　　不过，拿捏尺度和分寸，对编、导同样是考验。50多位有名有姓的国家领导人，如何摆好他们的位置和关系，是龙平平面临的最大难题。原来的剧本里有一段写到，周总理病重时，叶剑英去看他，总理对叶说，你要保护好邓小平。“确实历史上有这一段，不过后来没拍成，但是跟审查一点关系没有。”龙平平说，“还有一段，是写小平同志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毛主席游泳，后来也没拍成，主要是因为拍毛主席光着身子，形象未必好。”

　　在表现抓捕“四人帮”场面时，吴子牛也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手法，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用四把被搬到一旁受冷落的空椅子，辅以华国锋的话和广播电台的播报，来代表“四人帮”被粉碎。

　　但龙平平并不认为电视剧只选取1976-1984年的8年历史，是为了回避什么。“主要是48集的片长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小平的一生拿出来事无巨细地说。一开始我们打算从毛主席逝世开始第一场戏，结果写了两集还没写到小平，因为他当时失去人身自由在家里呆着。于是就改成从毛主席逝世的第27天开始说起。而到1984年结尾，是因为1984年我们经历了改革，真的是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国，所有人都从中获益，一群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小平，您好！’，我觉得非常感动。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1980年之后离我们非常近，当代人写当代事，难免不够客观，也众口难调。”

　　如何大胆虚构情节？

　　除了创作尺度，《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以往反映邓小平生平的影像作品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它是电视剧，而以往更多的是专题片。

　　作为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从事文献研究已近30年，著作等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影视：“1993年的时候开始做电视文献片，1997年1月1日播出，那时候邓小平还在世。”从那以后，龙平平陆续创作了多部以邓小平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包括2003年公映的电影《邓小平》和2012年的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自信一点说，我不是外行。”

　　正因为对影视剧的多次介入，让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引起社会关注的话，这样的电视剧没有必要去做。这首先是一部电视剧，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纪录片，一定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面；但同时因为名字叫《邓小平》，所以也必须客观展现这段历史。”最终，剧组将原则定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播出后，《邓小平》在收视飘红之余，也遇到了一些指摘，比如有观众认为邓小平在获悉“四人帮”被粉碎后对卓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并非剧中所说的“我还可以干20年”。龙平平解释说，这是剧情需要：“有人说篡改历史，我觉得莫名其妙，这算历史吗？并不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电视剧就是要找出最能反映他心理的话。”

　　外媒也提出过一些疑问：“外媒说，你编剧胡说八道，华国锋没有说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决策，你硬把这个话加到华国锋头上。我也莫名其妙。第一这话不是我编的，有史实根据，华国锋那个时候经常说这句话。第二华国锋说这句话是合情合理的，他那个时候必须这么说，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就要面对很多人的责难，这是一种策略。但至于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做出这个决策，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为了把历史情节化、戏剧化，龙平平作了许多努力。有一出戏讲到邓小平赴广东龙岭公社考察，在养鸭子的施大嫂家，看到偌大的院子只养了3只鸭子。大嫂说，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问她想不想养第4只鸭子，大娘摇头说不敢。但邓发现大嫂准备的饲料是十几只鸭子的食量，果然在后院小屋发现了更多的鸭子，但嘴巴全都被绑了起来……龙平平说，这出戏的依据就是邓小平议论过很多次的思想僵化，“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本来是在会议上的议论，但是如果我仍然把它放在会议场面拍，就太不形象了。要都那样的话，48集里至少有一半在开会啊！”龙平平笑说，“现在也已经有很多是在开会啦。”

　　怎么把“开会”拍得人民喜闻乐见，对吴子牛来说也是一大课题。用他的话说，“动用了以往所有的拍摄经验，尽了一切努力”。“拿全国科教座谈会来说，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主动请缨分管科教，请李国豪、苏步青这样“文革”中幸存的顶级教授出山工作。会议说话肯定是枯燥的，所以我们要分析层次——科学家进门，先是沉默，不肯落座，一直到声泪俱下，主动控诉，要拍出节奏。再有是抓细节——苏步青的笔记本、十八罗汉名单，王大珩教授那只经历过监狱的手，伤痕累累……到后来学者纷纷流泪，觉得邓小平了不起，特别知道中国当时最需要什么，没有科技就没有生产力……我们一定要让会议在场人员先感动，打动他们，就能打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怎么创作人而不是雕塑？

　　对龙平平来说，编剧的最大难度还不是如何情节化，而是——从何下手？掌握大量邓小平生平史料，只是创作邓小平荧屏形象的基石，伟人的形象要如何才能立得起来？

　　最终，主创在“小人物”上找到了突破口。

　　吴子牛说：“从前拍领袖，都是仰视讴歌，各种歌颂，各种高大全。为什么感觉离观众总是十万八千里，就像在看冰凉的雕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注重写人民。如果写不出时代的变化、每个人的变化，邓小平的形象很孤立。所以我们特别在意小人物的命运变化，每个出镜人物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命运。”

　　“田源”和“夏建国”就是两个典型的“小人物”，龙平平对于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颇为得意，田源的“高考作文”桥段，甚至就是龙平平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碰到的那个：《从‘攻书莫畏难’说起》。‘‘攻书莫畏难’是叶剑英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年刚恢复高考，我们复习也没什么书可以看，写什么呢？似懂非懂，于是就写‘我要做个小司马迁’，写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的经历……那年我也没考上，次年才录取，而且不让查分，这段不让查分的经历也写进了剧里。”

　　“很多人觉得田源这样纯粹的理想主义不可信，但我们当时确实是这样的。”龙平平说，“因为‘文革’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但是又很不服气，所以抓紧一切机会。我收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天，高兴得一下子凭空翻了两个跟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所以我评价邓小平的时候会用薄一波的话说‘千古一人，一人千古’，整个国家、世界的命运都是与他有关的。”

　　作为导演，吴子牛也借《邓小平》回顾了自己的生活，“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快24岁了，和片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忧心忡忡，对现实强烈不满，经过四人帮的残害，中国快要走到末路，而我们空有一番热情无以报国，直到恢复高考、知青返城……这部剧里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与我本人的生命轨迹重合。”

　　他最担心的创作失败，并不是政治上的失误，而是没能获得观众共鸣。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路引发收视热潮，吴子牛说，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